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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资深律师解析“娃哈哈”事件 　　达能和娃哈哈，十年前，一场同床异梦的联姻，到今天，却不得不分崩离析。 　　有人说，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疯也罢傻也罢，总希望大戏落幕。而在这场大戏中，各角色的演出有些出味： 　　娃哈哈与达能如果彻底诀别，娃哈哈合资公司12位高管表示将集体辞职。 　　娃哈哈集团的全体员工代表及1000余位与娃哈哈有密切往来的经销商声明，反对达能集团对娃哈哈品牌的不断侵蚀与并购。娃哈哈全国经销商代表甚至用“赚钱的定海神针”来形容他们的宗庆后。 　　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管委会等与事件关系不大的“官方机构”也声援娃哈哈。 　　但是，以前类似的事件中，本该唱主角的却当了配角。以反常的方式影响着事件的进展。 　　事件重要的利益方杭州市政府，坚持让市场的事交给法律去办，不声援也不支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将严格按照规定行事。 　　浙江商帮更是“集体失语”，几乎没有一位浙商代表表示公开支援。 　　如果事件最终沿着商务部和杭州市政府的态度进展，“依据法律来办”，那么，大戏的结局可能还要依靠各家律师的谈判、博弈能力来定夺。 　　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大成律师事务所李寿双律师，其同时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制研究所秘书长，以及炜衡律师事务所的罗琼律师、河南众孚律师事务所王建胜律师，看看他们对达能、娃哈哈事件的分析和对结局的预测。 　　“合而不谋”之下的双输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李寿双律师 　　2003年，外方将所持南孚股权转卖给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此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之为跨国公司“消灭式合资”，更有甚者，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视为商业上的帝国主义，提出应警惕、抵制外资。2006年的“凯雷收购徐工”一案，更是将这波“行情”推向了一个顶峰。实际上，转售权(Drag Along)可以说是国际投资中的惯例，大意是在投资人(一般是优先股股东)提出要将目标公司卖给第三方时，其他股东(一般是作为公司创始人的普通股股东)应予以配合。转售权保证了投资人退出上的灵活性，作为一项法律设计，本身无可厚非。如果仅因为国内企业在未透彻理解这些法律条款情况下盲目接受，而在条款执行时产生不利后果后，反过来声称外方欺骗或恶意，似乎有“耍赖”的嫌疑，于法于理不通。可惜的是，南孚事件过去4年多的今天，这种对国际投资惯例的陌生和误解，在娃哈哈及宗庆后那里依然深深地存在。 　　宗庆后在其发表的公开信中谈到的对方“罪责”之一就是，“贵方董事一方面对本人提出了每年的利润增长要求，“对本人作出了许多限制条款的决议”。例如：要求作为执行董事的我“在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前至少一个月，应向董事会提交下一财政年度的总预算”。照此看来，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之一的宗庆后先生，至今也无法理解国际投资合同中所普遍存在的业绩绑定(通常所谓“对赌条款”)，董事会对公司行为的约束(包括投资人委派的董事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否决权)等条款。诸如此类的条款，包括除此之外的反稀释、优先分红、清算优先权、回赎权、随售权、带领权、知情权、监督权、资金共管等等，正是投资者在一个投资项目中出于对自身股东利益保护所惯用的法律武器，这套“组合拳”保证投资人牢牢地把目标公司重大事项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并绑定和激励目标公司团队为公司创造利益，这种安全有效的投资法律合同的体系化保证，是经过无数次试错之后沉淀下来的投资制度精华，正是跨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安全稳定的高额回报的“秘密武器”。 宗庆后在接受了达能的合资条款几年之后，反过头来在公开信中大声喊冤，也反映了宗庆后个人对国际投资惯例的无知，娃哈哈与达能之战，宗庆后在法律规则上，远远输给了达能。同时，宗庆后的输，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企业对投资制度的把握和运用还远远“输于”国际成熟标准。事实上，中国目前缺的已经不是资本，缺的正是这种一流的投资制度。 　　达能与娃哈哈事态发展到今天，宗庆后的更大的输，是在于绕道MBO的计划未能顺利实现。达能公司当年无偿取得娃哈哈商标的合同，和君创业李肃认为，这是一种改制困境中产生的显失公平合同，其中暗藏了宗庆后分阶段改变国有独资的冲动。按照宗庆后的算盘，让达能在娃哈哈集团和合资公司那里“占了便宜”，达能就“应当”默许宗庆后在合资公司获得利益或者通过自己控制的离岸公司间接获得利益。但达能公司似乎并不理解宗庆后的“深刻用意”，而且现在还悍然在美国起诉娃哈哈及宗庆后的关联公司，揭露了宗庆后用离岸公司、美国身份和绕道MBO等方面的灰色地带。这种合资而不合谋，导致了宗庆后绕道MBO的失败，也激怒了宗庆后，导致了宗庆后对达能的强烈对抗。宗庆后的这一“输”，与其说输在达能太不识相，不如说输在伙伴选择的错误，如果能够像双汇、徐工那样，选择高盛、凯雷这样的财务投资人，“条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