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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凸显欧盟发展进程三大深层次矛盾 　 　　2011年１０月底，大家似乎都长舒了一口气。在欧盟峰会上，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编者注：帕潘德里欧１１月７日宣布放弃希腊总理职位）返乡时的情形，与将一纸《慕尼黑协定》带回伦敦的英国首相张伯伦颇为相似，以为自己给国民带回了救赎与希望。市场也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政治家们预言一切很快风平浪静。然而，这份难能可贵的宁静只持续了一个周末。此后的一切出人意料。希腊出人意料地宣布要进行全民公决。恐慌迅速蔓延至欧洲各国。雅典政坛溃不成军。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被搅得鸡犬不宁。希腊宣布放弃全民公决。政府危机爆发。不信任案提出。危机又起。总理易人。选举择日……其结果是人们打破了先前心照不宣的禁忌，公然谈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官方终于承认欧元命悬一线。 　　欧盟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就超出了债务危机的范畴。希腊不过只是扣动了扳机，它只是催化剂，加速了欧盟在发展进程中所累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 　　矛盾之一便是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的差距。货币联盟是经济联盟发展中的最高阶段，这意味着各国务必自愿放弃一大部分主权，如对国家拥有的资金甚至可能是货币发行量的管控。因此，各国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密切协调。难怪德国前总理科尔力排众议放弃德国马克时犹豫再三，他提出的条件正是加快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联盟。的确，欧盟的发展之路也是如此计划的，然而，实施起来就完全两样了，各国政府都拒绝将政治主权拱手让出。最终，不单是整个欧元区，事实上是整个世界都受到某些国家所推行政策责任欠奉、欧盟领导机构解决危机能力不足的牵绊。希腊便是罪魁祸首之一，但远不止它一国。 　　矛盾之二是欧元区国家政治阶层的意志、利益与普通民众心理之间的巨大落差。一体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是民主的。它的推动者是精英，然而在不久前，政治家以及官员们还勉强能够说服选民及纳税人，一体化对后者而言是有利的。在２０世纪末，货币联盟堪称是得以成功向公众“兜售”的最后一个重大项目。然而，精英们的施政难度日益加大，而民众的理解度却越来越低。令社会学家感到惊讶的不是逾６０％的希腊人对欧洲援助所附加的条件表示反对，而是高达７１％的德国人希望通过全民公决来明确希腊是否能够继续留在欧元区。当然，德国是不会进行全民投票的，但社会舆论的现状不能不令默克尔政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更何况整个欧元区的金融稳定正是取决于德国。 　　当帕潘德里欧政府宣布要倾听民意，看国民是否支持援助方案后，希腊的政治危机反而进入了最尖锐的阶段，这极具象征意义。原本试图问政于民，反料却滋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并非意料之外。因为在一体化进程的现阶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问题，都极度复杂，绝非一般的普通人士所能评判。由此便出现了知识分子所说的对民主的“饥渴”。然而，虽然一体化被公认为民主发展的标尺，但其实民主的存在是与一体化的实质背道而驰的。但民主和一体化恰好又正是欧洲模式最吸人之处。 　　矛盾之三是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欧洲所习惯的全民福利体系已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它必须放低身段，与许多国家展开竞争。这也是困扰近一半欧盟国家债务问题的源头，庞大的福利系统不得不靠举债来维持运作。否则，它就只能承认先前的高福利体系再也无以为继，未来几代欧洲人会生活得比其先辈要差，而二战结束后至今，趋势正好相反，一代比一代生活更好。 　　其实，欧洲模式的本身是构筑在积蓄之上的：任劳任怨工作一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为自己的后半生积累了财富，得以颐养天年，这些财富同时也成为欧洲经济的基石。然而，希腊的前车之鉴令这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面临威胁。希腊政府已无力清偿他国银行贷给自己的资金，而这些钱又恰好是不少欧洲人一生的积蓄。正因为如此，银行才会顶着政府的压力，顽抗到最后一刻，反对减记希腊的一半债务。欧盟费尽周章，想出种种复杂的办法，与其说是试图拯救破产几乎不可避免的希腊，不如说是在挽救欧洲社会的基本模式。然而，补上希腊这个窟窿，似乎并不能掩盖对一体化原则本身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性。这跟向希腊提供贷款的银行问题相同，后者一度对于各国财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照常放贷。 　　总体来说，欧洲正在步入社会倾圮阵痛期。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欧盟各国国家内部的抗议浪潮更是风起云涌，其追随者希望维持现状，不愿社会福利的大蛋糕变小。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在２００６年，就业市场改革引发了大规模抗议，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骚乱的导火索则是退休制度改革。类似场面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时有上演，并出现了所谓的“年轻保守派暴动分子”现象，这些年轻人要求的并非改革，而是保持现状。 　　然而，一切照旧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仅意味着采取人们所不乐见的措施，还需要执政当局具备说服公民接受变革必要性的超凡能力。好在欧洲社会绝对不是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