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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国内外城市外交理论研究成果 摘要：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但全球化以不断加速的步伐，科技革命与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等因素冲击并重塑着世界政治，传统外交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如著名外交家哈罗德·尼克尔森所感慨的那样，外交已经“从老式外交的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概念的转变要求公开解释和‘开放’外交。”[1]各种各样的次国家行为体纷纷走上外交前台，形形色色的外交新形式层出不穷，使得当今外交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趋势，出现了以城市交往为主体的“城市外交”。 关键词：城市外交 国际友好城市 次国家政府 英国学者欧内斯特·萨道义曾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属国家之间的关系。”[2]我国学者鲁毅认为：“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3]可见，国际关系中涉及到的外交界定大多被认为是以主权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官方对外活动。 然而在国际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家关系已呈现出多层次拓展的趋势。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通过向上和向下移交权威，将之前与国际关系无缘的地方行为者——次国家政府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的次国家政府逐渐涉及对外事务。在外国设立代表处或办事处、签定国际协定、建立友好城市、少数国家的次国家政府还是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西方学者用次国家政府（Sub national Government）表示那些只在一国局部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政府，即所有在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4]次国家政府既包括单一制国家中的各级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s)，又包括联邦制国家中的联邦成员单位(如美国的states)。国内学者在研究次国家政府的国际行为时，更多的是使用地方政府一词。《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将地方政府定义为：一个在相对较小的国土上被授权决定和执行有限范围公共政策的公共组织，它是区域政府或全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地方政府居于政府金字塔的底层，金字塔的最上方是全国政府，中间是中间政府(intermediate governments)。[5]相比西方学者的研究，“次国家政府”一词更具有包容性，它可以覆盖所有国家的情况。对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和“一国两制”下未来的台湾，这一概念也更加适用。[6]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主要的次国家政府的城市成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网络信息的中心。在“高级政治”方面,国家的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但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方面,城市正在承接主权国家下放的更多权力自主地开展国际交往,城市外交开始显示其雏形并将逐步完备其形式。外国学者Rogier vander Pluijm将城市外交定义为“城市或者本地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代表它们本身以及它们利益为目标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与制度。”[7]该学者将城市外交定义为一种专业的、实用的不断改变现今外交过程的外交活动，认为城市外交是代表着城市的最大利益。国际城市联盟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会议报告中将城市外交定义为“是用于地方政府及其的联合以帮助在冲突和战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的城市间合作，目的是便于市民可以生活在和平、民主和繁荣的稳定的环境中。”[8]此界定着眼于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战争，强调城市间的合作，带有明显的高级政治意味，和主流的对城市外交的理解不同。国内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它是一种半官方外交，相对于纯民间外交而言，它带有官方色彩；而相对于由中央政府推行的官方外交而言，它又带有接近民间的非官方色彩,但又有城市地方特色，是一个正在发展、形态逐步完备的国际交往形式。[10]按照参与方的多少城市外交又可分为双边城市外交和多边城市外交。[11]城市外交的形式有：国际友好城市；城市间国际组织；各国城市对外直接交往。[12]国内学者在对城市外交的理论阐述上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结合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城市的成长、发展的历程和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走向。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城市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描述上,以冷战为分水岭，冷战前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立和世界经济分为东西方两个并行的经济体的形势,使得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议题以及三次论战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国家这一国际行为体为中心的主导作用与地位。而在该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城市外交始终以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外交为目的。 国内学者对城市外交作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较少，基本停留在介绍引进阶段，但毫无疑问他们已取得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