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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诉建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回购交易合同欠款纠纷案 主要法律问题 1．证券回购合同的法律性质 2．违反金融监管要求的证券回购合同是否有效？ 基本案情 原告：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简称国债中心） 被告：建行北京市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信托公司） 第三人：珠海证券有限公司（简称证券公司） 国债中心、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均有从事国债回购业务资格。1994年7月29日，国债中心同信托公司签订了一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约定由国债中心从信托公司处购买1992年五年期总值为500万元的国库券；信托公司应于1995年7月30日九时前以620万元回购该债券，逾期按日万分之十计收罚息；国债中心应将500万元汇入第三人证券公司帐户，同日，信托公司同证券公司也签订了有价证券回购合同一份。约定信托公司从证券公司处购买上述1992年五年期总值为500万元的国库券。证券公司应于1995年7月30日上午九时前以626.8万元回购该券。逾期按日万分之十计收罚息。合同签订的当日，国债中心按信托公司指定将500万元汇入证券公司帐户。信托公司向国债中心出具了债券代保管单。但信托公司到期未依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证券公司也未按其与信托公司签订合同规定的期限履行回购义务。为此，国债中心向某市中级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信托公司履行合同，支付逾期违约金。法院受理后，追加证券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被告信托公司辩称：被告经办人刘连福私自同原告签订合同，故与被告无关。现刘连福已被收审，本案涉及犯罪，被告与原告未发生任何关系，应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证券公司述称：原、被告之间及被告与本公司之间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尽管原告依被告的指定将款汇入我公司，但这仍没有超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相反。根据被告与我公司的合同约定，我公司只对被告负有给付义务。对我公司而言，本案与我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应成为本案第三人。 法院审判要旨 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被告与第三人于1994年7月29日分别签订的《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并在交易场所之外进行上述合同约定的证券交易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重申对进一步规范证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故上述合同均应无效。对此，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有过错应负相应的责任。原告与被告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证券回购合同关系，但属同一标的物的连环回购证券关系，原告按被告指定将合同购券款直接汇给第三人，且第三人未履行其与被告合同约定的回购证券义务，故第三人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直接牵连并负有返还义务，其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后果应承担返还购券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所述称其不构成本案第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法院判决：原告与被告及被告与第三人于1994年7月29日所签订的《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均无效；第三人直接向原告返还500万元购券款并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845100元。 评 析 在我国，证券回购交易虽然开展没几年，但发展速度十分迅猛。由于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指导，监督管理存在不少漏洞，致使违法违规行为盛行。到1996年底，全国清理证券回购债务时，因债券回购而形成的金融“三角债”就高达数百亿元。因此，全面探讨证券回购交易纠纷案件，对金融机构防范经营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本案中，要分清当事人之间各自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关键是要确定证券回购合同的法律效力，而认定证券回购合同的法律效力，首先应当弄清楚证券回购交易的性质及其业务规程和监管要求。 一、国债回购交易的法律性质与适用法律 1．法律性质 通常认为，国债回购交易是指：“债券持有方（卖方）和另一方（买方）在达成一笔现货买卖交易的同时，规定卖方必须在未来某一约定时间以约定的价格（在我国通常由交易所规定），再从买方那里购回同等数量的原先那笔债券，并以商定的（双方同意）的利率（价格）支付利息。”可见，回购交易是在现货基础上的衍生交易。回购交易与现货交易相比，现货交易是“一笔交易，一次清算”，而回购交易则是“一笔交易，两次清算”。在两次清算过程中，债券的品种或者质量、数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但资金的数量却不相同。 在西方国家的国债市场上，证券回购交易较为成熟。但各国法规中对国债回购交易性质的解释是比较含糊的。有的认为回购交易是一种出售——再购回行为，而有的则认为回购交易就是抵押贷款。目前，我国的国债回购交易采用了“足额债券抵押”和“净额比例控制”方式，可以将其定性为兼具“证券交易”和“信用交易”的性质。证券交易是从足额债券和资金相交换的过程而言；信用交易，是从融资融券的角度而言。 2．适用法律 从证券交易来看，交易双方是通过证券回购成交合同来明确各自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