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瞭望》2009年第21期.docVIP

《瞭望》2009年第21期本期专题报道 ·夯实教育公平之基·让优质教育资源造福更多的孩子·“4%”难在哪里·教育公平：政府责任的“边界” [高层决策背景]中央从严治军[国情国策]资源价改三大着力点[瞭望论坛]估足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热点观察]株洲高架桥坍塌谜团[热点观察]抗击“甲流”的十字路口[热点观察]建馆潮“预热”世博会[热点观察]“罗彩霞案”何以离奇[时评]信息公开要解法律瓶颈[时评]莫让“以旧换新”变了味[时评]橙色警报的预警[时评]整合金融力量“扩内需”[特稿]苏州工业园区启发中国[特稿]新疆维稳不松懈[特稿]银行改革推演政府体改 教育的公平问题，自教育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这个现代社会特有的教育理念，逐渐被中国亿万民众接受。 三年前提出“底线公平”这一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点，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义务教育是其三大制度性内容。在这条由政府负责建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底线面前，所有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 可中国教育面对的现实是：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好像被等级化了，由此造成社会群体差距的加大。比如，孩子选择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费用普遍高于选择大学的费用，且日渐水涨船高。底线公平就这样在众多家长无休止的埋怨、愤怒和无奈中失守。 有一种思维流行了许久，认为一个国家缺钱的时候不宜谈教育公平，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还很落后，所以教育公平还是一件奢侈品。对此，教育专家杨东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发达国家实现教育公平的经历并非如此，比如日本、美国在经济发展之前，都是通过建立公共教育制度，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基础。 其实，民众感受教育不公平的起因，往往不是来自政府投入数量、规模、速度等“教育GDP”的起落，而是来自教育投入的分配过程。“管理一个政府和管理一个家庭的道理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的，关键在于钱怎么花。”在近期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听到这样的声音。□（文/周大平） 让优质教育资源造福更多的孩子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父母有钱有关系，就可以上重点小学和中学。”“许多穷人家孩子永远与优质教育资源无缘。”这是今春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对于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背离教育公平的择校竞争的又一轮抨击。 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把“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作为择校热难以根本改变的关键原因。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开如下疑团：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与此同时，学术界认为制度性原因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择校热的观点，也在几大著名网站和街谈巷议中传播开来，并得到响应。这个制度性原因包括：重点学校制度、择校收费制度、改制学校制度、“小升初”录取及中考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予以改变，前提是要搞清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状况。 “等级化的学校制度”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以具有极强的升学能力，吸纳了极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制度”名义上被取消，各地却仍在实行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美其名曰“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 据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等主编）一书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大特点，是传统的主要按照政治地位分层的身份制度逐步被打破，经济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两点，21世纪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了高中生家庭背景调查，抽取了江苏、湖北、河北、浙江、广东、上海等6省市的8所重点高中的情况，其中县城高中2所，中等城市高中2所，新兴城市高中1所，大城市高中3所，被调查者为高一或高二学生。 课题组认为，真正说明中学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是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中学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加以比较，两者差距越大，说明越不公平。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人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这个优势阶层的5个类别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前3类为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说明他们已然把经济资本扩展到了文化资本；后2类为传统优势阶层，他们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仍保有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