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论文】《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docVIP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新青年》研究(下)陈平原 四、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 报刊业的迅速崛起,乃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因素。所谓“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的区别,以及“俗语之文学”的逐渐被认可,均与其时方兴未艾的报刊事业密不可分[1]。报刊面对大众,讲求浅近通俗,因而文章没必要、也不可能过于渊雅。正是这一技术手段和拟想读者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晚清文坛风气的转移。这一点,学界已经普遍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便是,杂志无所不包,“总宇宙之文”,不同文体互相渗透的结果,导致文体变异乃至新文体的诞生。1897年6月,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谭嗣同首次从正面角度,阐发报章“总宇宙之文”的意义。在谭氏看来,天下文章三类十体,惟有报章博硕无涯,百无禁忌;至于俗士指责“报章繁芜茸,见乖体例”,乃井蛙之见[2]。谭氏的远见卓识,在清末民初诸多报人的积极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 从文学史而不是新闻史、思想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需要关注的,主要不是其政治主张或传播范围,而是其表达方式。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七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那么,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还有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如文艺杂志)的出现、各报纸副刊(如文艺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以下的分析,即便做不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也希望能为后来者打开思路。 大凡精明且成功的报人,其心目中的理想文章,应该是有“大体”而无“定体”,就像金人王若虚在《文辨》中所说的。那是因为,读者在变化,作者在变化,时局与市场也在变化,报章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一方面,万变不离其宗,主心骨不能动,否则东摇西摆,杂志很容易随风飘去。在这方面,陈独秀是老手,火候掌握得很好。胡适对陈独秀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以及搁下风头正健的新文学,转而介绍苏俄的政治革命很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胡适误解了陈独秀的趣味——自始至终,文学都不是仲甫先生的“最爱”。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曾提及:“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3]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大都认同这一思路。只不过对于编杂志的人来说,引入文学话题,还有吸引更多读者这一营销方面的考虑。除此之外,坚硬的政论与柔和的诗文之间的互补,可以调剂谈话的氛围,以及丰富杂志的形象。《新青年》的一头一尾,政论占绝对优势,姿态未免过于僵硬;只有与北大教授结盟那几卷,张弛得当,政治与文学相得益彰。但即便是最为精彩的三至七卷,文学依旧只是配角。一个明显的例子,总共54期杂志,只有1919年2月出版的6卷2号,将周作人的《小河》列为头条。依据此前一期刊出的《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可知负责6卷2号编辑工作的,正是一贯语出惊人的钱玄同。在同时期的白话诗中,《小河》确实是难得的佳作,日后的文学史家对其多有褒扬。但我怀疑钱玄同的编排策略,乃是希望“出奇制胜”,而不是颠覆《新青年》以政论为中心的传统。 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借助于版面语言,凸显议政、述学与论文,而相对压低文学创作,此举可以有以下三种解读:第一,“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仍在延续;第二,《新青年》以思想革新为主攻方向;第三,即便“高谈阔论”,也可能成为好文章。表面上只是编辑技巧,实则牵涉到《新青年》的文化及文学理想。即便将眼光局限在“文章流变”,《新青年》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黎锦熙1939年为钱玄同作传时,专门强调五四新文化人之提倡白话文,最大困难不在“文艺文”,而在“学术文”。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惟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4]。正是这一点,使得五四新文化人的“议政”、“述学”与“论文”,本身就具有“文章学”的意义。 有趣的是,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上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当然,若依时论,只从文学角度解读《新青年》,难免买椟还珠之讥。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选择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口,以及组织易卜生专号意图何在,鼓动女同胞出面讨论“女子问题”为何没有获得成功[5],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放在政治史及思想史脉络上,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解释。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确实功勋卓著;但“新文学”的建设,却并非《新青年》的主要任务。套用胡适的话,《新青年》的“文学史地位”,主要体现在“自古成功在尝试”。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思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