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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及其治理 摘要：在税收和监督成本存在以及政府和消费者的监督成本不一致的前提下，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博弈模型分析，证明私人监督体制优于公共执法体制。鉴于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由于私人没有执法权，必须依靠公权力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只有将私人监督引入公共执法体制，才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同时，完全消除贿赂现象并不总是最高效的，对私人监督者的奖金率和对违规经营者的惩罚率的最优选择，在混合执法体制中取决于他们对于违规水平和监督投入的边际影响以及税收的社会经济成本。 关键词：餐饮业；公共执法；私人监督；混合执法；社会福利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离家到餐馆就餐，这一变化使得我国的餐饮业也迅速繁荣起来。由于餐饮业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屡屡出现，如何有效地对我国餐饮业食品卫生安全进行监管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我国餐饮业安全事故的成因 我国餐饮业安全事故频发，尽管针对餐饮业的法律法规虽然也频繁调整，但是其监管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餐饮业经营者逐利本性促使其具有很强的至消费者健康不顾而违规使用不合格食品的动因，要想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提高餐饮业的食品卫生安全真实水平，就必须通过有效威慑控制餐饮业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对于威慑的有效性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分别是规制的主体行为效率和惩罚性法规的效率。 （一）规制主体行为存在的问题 餐饮业的规制主体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广大消费者，政府相关部门由于其权利的集中缺少制衡和监督的成本等问题使得政府监管效果不理想，消费者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不具有权威性等问题也无法形成有效监管。 1. 政府监督的问题。 第一， 监督方式的低效率。政府对于餐饮业的监管方式主要是突击检查、集中时段整改，这样的方式缺乏连续性，对于市场主体的威慑性也是不连续的。这样大张旗鼓的全面进攻虽然声势壮大，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违规经营的市场主体很容易观察到政府的检查行动进而采取一些规避手段，严查期间家家达标，风头一过又继续违规经营。 第二， 监督成本高。餐饮业的特点是分布广泛且规模不一，政府要对星罗棋布的各式餐点进行实时检查就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专项检查。由于监督方式的低效率，往往导致监督成本飙升。 第三， 容易形成政府监督管理人员和餐饮业经营者之间的共谋。政府监管是由多个部门进行配合的，当配合出现问题就容易给不法经营者留下进行寻租的空间。有些监管人员收受了贿赂后就会给餐饮业经营者通风报信或者当事发后成为不法者的保护伞，使得对餐饮业的监管形同虚设。政府部分监管人员和不法经营者共享了非法得益，消费者作为唯一的受害者而无处伸冤。 2. 消费者监督存在的问题。 第一，消费者激励不强，没有形成维权意识。目前，我国消费者在进行餐饮业消费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多半不会主动维权，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激励，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条例规定对举报违规经营的消费者如何进行奖励。消费者举报违规经营者可能需要面对一些风险，如经营者的打击报复等。因此，对于消费者主动维权的奖励必须要足以补偿他们面对的风险。 第二，消费者没有畅通的维权渠道。消费者在发现违规经营的市场主体后，除了向消费者保护协会或者当地的报纸媒体报告以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消费者不知道具体该向哪个政府部门反映，造成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对于消费者的举报没有固定权威的反馈平台。因为政府部分监管人员为违规经营者提供了保护伞或者因为取证难等原因，消费者在举报违规经营者后往往举报就被搁置了，造成消费者对维权失去了信心，不再进行类似的举报，并对政府的监管失去信心。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权威的反馈平台，消费者的投诉监督往往就是个空摆设，起不到对经营者的威慑作用。 （二）规制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1．对违规经营者的惩罚力度小，治标不治本。根据《食品安全法》，对违规经营的餐营业从业人员进行2 000-100 000的罚款，这些罚款数额缺乏应有的威慑能力；对于小型的有固定营业场所的餐厅或者是路边摊贩而言，吊销许可证的威慑近乎可以省略。对于大型的餐厅而言，鉴于其本身的游说能力及对政府的影响力，一般不会对其采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惩罚措施过轻以至于失去了相应的威慑效力。 2．没有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标准。从目前的食品安全标准来看，我国对于食品行业的标准要求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对于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制度也缺少相应的统一标准，无法从源头上控制不安全食品进入餐饮行业。此外，对餐饮业食品的检测手段也缺乏明确的条文说明，这样就无法保证对餐饮业食品的检测手段都是合法有效的。 3．对消费者的维权缺少相应的保护制度。消费者监督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害怕由此产生的打击报复。消费者相对于政府及餐饮业经营者来讲处于弱势地位，要想真正打消消费者的顾虑使其参与到对餐饮业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