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pptVIP

*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 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而刑与暴力相联系, 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 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所有违犯封建礼教和封建统治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压迫法, 是以处罚与镇压为主要目的，因此中国传统法的观念从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秦律》到《大清律例》，数百年来官方制定和颁布的全部法律规程，都是以惩罚、镇压和恐怖的严刑峻法为特征，以义务性、压制性法而非权利性、救济法为主要导向。 一、法的观念上的差异 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 以个人自由为基本理念。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的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 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 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 并因此获得全体遵守的效力。同时西方文明的正义观念中包含个人权利的思想，即视个人权利为正当的、合理的，法律的基木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子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所以，“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个人权利实质上是个人自由本性在法律上的体现” ，（《法学阶剃》）这种个人主义观念是整个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的主导观念，它充分倡扬了个体的地位、尊严、权利、价值和自由，符合现代“法治”理论所体现的人道、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人本主义观念。 。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的内在超越，法律只是一种辅助德礼之所不及的工具。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施政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即使以商鞍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虽强调“缘法而治”，但是，在法家思想里，法律也仅仅是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而已。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君权”大于“法”，“法”自君出，“法”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刑法领域，成为暴力维护“礼”所代表的道德伦常等级秩序的手段。法律只是统治者治理臣民的工具，其不可能拥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地位，没有走进人心，贴近社会。相反，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更感兴趣，更有所偏好。“天高皇帝远”，作为治理臣民工具的法律远离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基层社会实行“礼治秩序”、“长老统治”，“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及长久形成的习惯来保证。老人权威、族权的外演推之极至便是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家长式的等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整个社会，造就了中国人对世俗政治权力的极端神化和超常崇拜，积淀而形成了“权大于法”、权力就是真理的法律文化传统。 二、法的地位上的差异 在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人一直深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相信法是由上帝或理性创造的，是上帝或自然的某种命令在人间的体现，人既是由上帝创造，就必须服从上帝所立之法，因此，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具有一种神圣的渊源，因此其超越时空，成为一种超越社会全体的规范秩序，并成为制约政府权力的普遍性准则。而人只是发现法律而不是创制法律，因此，宗教信仰在西方价值系统中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确立并且巩固了法的神圣与权威。这一切，都是法律成为“统治者”、法律拥有正义和获得“至高无上”地位所必须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来源，使后来的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成为可能。 如前文所述，法是工具，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核。与西方人“法是理性”的判断相对应，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法解释成为一种工具，并且这一看法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坚持。从先秦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到清末立法修律的沈家本，两千多年从没发生变化。这里追根求源，中国人最早对法下的明确定义是法家，《管子·七法》中说:“尺寸也，绳里也，规矩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即法就像裁缝裁剪用的尺寸，木工做工用的绳墨，老百姓称物品用的度量衡，它不过是一种工具，只不过这种工具被国家运用罢了。所谓“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进而用“权柄”来解释法，把法看成仅仅是君王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即一种统治方法，统治权术而已。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把法看成工具这一点上是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们就法的问题也经常发生一些争论，在“百家争鸣”时代最为激烈，但这种争论都是在承认法是工具的前提下，针对用与不用法律这种工具，多用还是少用这种工具进行统治而引发的争论。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从未有人肯花气力对“法的实质是什么”、“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三、法的本质上的差异 “法是理性”却是西方的法律传统。在西方的法律文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