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文本研究的可能性.docVIP

论宪法文本研究的可能性 　　围绕宪法文本的研究，经常有一些争议，从而形成“规范主义”和“决断主义”宪法学，笔者试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可能性入手分析针对宪法文本研究的可能性。 　　一切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无非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对研究对象正当性的探究，一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学的研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研究对象看作是“存在”的事实，而后者则将研究对象看成是“有效”的事实。前者探究“存在”的事实的正当性，对其起评价与指导的作用;后者的作用在于假定该事实为有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解释。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当“以规范方式有效的真理转化为按惯例而适用的观念——所有精神的产物，甚至逻辑的和数学的思维，只要一旦因其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规范)正确的意义而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解释性的研究就会转变成对正当性的研究了。两者在研究的内容上也有可能相重叠的部分。两者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个共同的地方，即都应该有一个价值判断，即假设作为逻辑基础。对于前者，假设不仅仅是逻辑基础，还是评判标准。对于后者，假设即为假定为有效的事实。然后，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进行的中立性研究。因此，中立性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性要求。其实，我们平时所讲的研究中的规范性要求，实际上就是指在研究中要保持这种中立性。如果研究者在研究中不能保持价值中立，那么就要求研究者在着手研究之前，就应该先做出(或申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 　　宪法法学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么从事宪法文本的分析，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宪法文本研究作为一种方法，二将宪法文本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即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如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分析。 　　1、将宪法文本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指文本的研究与判例分析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判例是活的宪法，文本则是相对固定的。通过判例研究可以看出宪法文本含义的变迁。通过将文本与判例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宪法文本是否需要修改。 　　由于文本与判例在立宪主义原理中起到不同的作用，而且两者在形成机制上各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文本的研究方法与判例的研究方法互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用途。文本的研究强调语义、文本结构的分析，判例的研究强调法律的推理。等等。 　　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比较，可以分析出不同文本中所蕴含的宪法价值。比如本人在从事社会权研究时，通过比较现有176年个国家的成文宪法典，可以分析出不同的国家对待社会权价值的不同观念。 　　2、对文本的分析，即将某一个宪法文本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或单元，它与对另一个宪法文本分析相对。它也有两种研究的进路：一是将宪法文本当是有效的规范;二是将宪法文本当成是存在的事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一个国家宪法文本的研究的理论体系。 　　(1)将宪法文本当是有效的规范，即宪法文本规范的有效性是不用研究者证明的，它是假定为有效，而且最高的。因此，即使是良性的违宪也是不允许的。这正是“规范主义”所强调的。 　　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宪法文本的含义，它构成宪法解释学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内容都应该是确定的，只有通过对文本研究，明确其含义，文本才会有实在的意义，才会是一个“活”的文本。在成文法国家，对文本的分析是宪法解释学的主要内容，宪法解释主要是对宪法文本的解释。但对作为一个宪法研究者而言，承担宪法解释的研究任务是有限的(其实，每一个在宪法解释面前都有限，即是司宪机构的解释，虽然，宪法本身的内容应该是确定的)。因为，宪法解释最终要解决的是宪法中蕴含的价值问题，而且这是一种共同体的价值。 　　在价值问题上，人类的各种价值都存在问题。没有一个价值能解决人类的自身的所有的问题。只有在经验的层面上调整，发展人类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人类的价值最终能否，或者应该融合，以及产生的后果，又是另外一会事，宪法学者对此无能为力。 　　宪政价值只是人类可选择的一种，特别是它包括了实体性的价值，以及程序性价值。其中，为人们关注的程序性价值，是比较为广泛接受的。但问题是这些程序性价值背后也仍然存在实体性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尽管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也在发展。立宪主义能否具有普适性则取决于这些程序背后的价值。更何况，现代的宪法更是直接表达了价值观念，而不再是通过程序。这些价值的问题都是宪法学者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在价值问题上，宪法学者不能运用一个国家的经验去解决另一个国家的价值问题。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可能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共同的，但这个价值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从宪法的角度，形式上最终是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来解决的。因为，它们是被假定为公众接受的解决宪法的价值冲突的人。 　　这里，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宪法文本在法官与宪法学研究者面前的不同。在法官面前，宪法仅是“有效”的事实，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