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docVIP

　摘要：“通变”与“正变”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而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各自在两个范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虽然前后相隔一千多年，但其诗学思想提出的历史语境，针对的问题以及表达的形式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特征，使两者的比较获得了可能性。 　　关键词：通变；正变；比较；可比性 　　 　　比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正如美国学者斯旺森所说，“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比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可比性问题。所谓“可比性”是指比较对象之间的相通性。那么，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是否具备这样的可比性呢?刘勰为南朝梁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被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叶燮是清初诗论家，《原诗》被林云铭称着“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原诗叙》)他们虽然先后相隔一千多年，但都因其理论特色在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况且“通变”与“正变”都试图解决诗歌创作的现实问题，对诗歌的发展都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何面对已有传统是诗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在传统诗学中，这一问题又经常表现为复古与创新。对此不同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刘勰的齐梁与叶燮的明清之际，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集中期，使他们诗学思想产生于类似的语境，因此，在复古与创新之间便成为两者可比性的前提。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思想方面的控制，这为新思想的产生让出了较大的空间。就诗学而言，原来依附于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开始独立，并且，各种不相容的诗学观念又可能同存于一个空间。刘勰正处于“复古”与“新变”的争论点上。 　　就复古而言，西晋挚虞(?-311年)树立复古大旗，认为文学应“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文章流别论》)回到儒家诗教的老路，为人伦教化服务。当五言体诗从民间走向文人，成为主流之时，他又极力倡导“四言为正”，伸四言，黜五言，显示其保守性。裴子野(469－530)又在《雕虫论》中批评刘宋至齐梁诗为“吟咏情性”、“非止乎礼义”，坚持儒家诗教中心，“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梁书，裴子野传》)坚守“古法”。与此相应，东晋葛洪(281－341年)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儒，但文学观念却选择新变。与挚虞相反，他提出今文胜古文，坚持认为“古者事醇素，今者莫不雕饰”，是时移世改，理自然也。以萧纲(503－551年)为首的宫体诗人也极力批评崇古宗经的文风，指责他们“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xxyyjxlw/，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答湘东王和试诗书》)。萧子显梳理建安到刘宋的诗歌线索，认为“不相祖述”，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主张。萧统(501－531年)也在《文选序》中提出“踵其事而增华”，为新变开道。总之，刘勰正处于复古与创新针锋相对的时代。 　　叶燮的处境与刘勰相差无几。明代后期，文坛上也经历了复古与反古之争。高棅《唐诗品汇》追随严羽，宗法盛唐。承他的路，李东阳开启了“七子派”，认为“宋诗深，却去唐远”，得出“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的结论。可以说，明代从弘治到万历近百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模拟复古占尽了上风。尔后，王世贞承李梦阳，主张“言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文苑三·王世贞传》)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也。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但与此相对，反古倾向也应运而生。公安派代表袁宏道高举反古旗帜，认为“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寒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诗歌之变不得不为，“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等等，他们以“性灵”为中心，从“真”、“变/xxjylw/”、“趣”、“奇”等方面坚持反古。当公安派渐变为浅率俚俗后，又有竟陵起而振之。对于公安、竟陵，钱谦益以为，“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人文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虽然对竟陵派褒奖过头，但也真切地描述了公安、竟陵的反古精神。后来，对于晚明的复古与反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四库提要》做了这样的归结：“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