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docVIP

从法制到法治 　　一、法制与法治 　　从内涵上讲，法制，就是法律制度，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而言的。法治，则是“法的统治”，它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但有了法制不一定就有法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法西斯政权，都有各自的法制，但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而不是“国王就是法律”;二是良法之治，“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恶法非法治之法;三是法律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从运行状态上讲，法制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 、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 　　从价值层面讲，法制追求的只是秩序，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需要的秩序。法治则在秩序以外，必然包含着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内容，它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专制的统治不可能有法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律制定得好坏，关系到法治能否真正实现，也关系到法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备。 　　二、法制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神州大地，百废待兴，法制建设，更是迫在眉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全会决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为了加强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叶剑英同志说，人大和常委会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如果搞不好，就是没有尽到职责，就是尸位素餐。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讲到法制问题，指出，“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重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重在立法。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订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说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立法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五届、六届和七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138部法律，对10部法进行了修改，包括一系列有关国家机构的法律、民法通则和一系列单行民事法律、刑法，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一批经济方面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涉外方面的、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党中央与时俱进，对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我国立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新阶段的立法任务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立法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同时，还要适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法律和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