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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模式”化了吗? 唐士其 原创 | 2010-01-29 20:45 | 获1票 投票 投票人 本文已获编辑推荐标签： 中国?现代化?西方?文化自觉?中国模式? 　　 唐士其 ? ?[内容提要]?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表明了作者高度的理论勇气和文化自觉。但是，还不能认为中国道路已经模式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模式》一文所列举的“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分析表明，中国模式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表层问题是中国因素与西方因素如何结合，深层的问题则是对西方当代物质主义文化的追求能否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价值与结构相容。另外本文认为，在结构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事先把中国和西方“模式化”，然后再“分类拼装”的做法。最好把“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成形态，模式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其构成因素都彼此不同。普适价值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 一、《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 潘维教授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①]是一篇极富理论勇气和挑战性的长文。文章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历史研究，总结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简单明了、有逻辑清晰的概括。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对此模式的理论分析，而且在于证明此模式已经成型，只需要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作者相信，该模式的基础乃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有理由不同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西方模式，并且能够创造出与西方同样的物质与文明成果。随着该模式的成型，“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由于文章具有文章独具一格的分析方法、圆融的逻辑结构、深入细密的思考、深厚的理论背景、以及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真知灼见，因此无论在相关问题上持何种观点和立场的学者，都需要严肃地对待文章提出的立场，以及它对人们的知识与信念所带来的挑战，并且在高水平上做出回应。另外，相信《中国模式》的发表，可以结束中国学术界对诸如自由、民主等问题在抽象的、口号层面的争论，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带入一个更深的层次。 《中国模式》一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论贡献。 首先自然就是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置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对于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一“中国奇迹”的原因，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的发展方向，人们的认识恐怕就大不相同了。不在少数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对西方因素的汲取，即所谓的“与世界的接轨”。在持这种认识的人当中，又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与这种判断相一致，他们也倾向于相信，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是进一步“走向世界”，直白地说就是全面西方化。[②]持相反立场的人固然亦不在少数，但在“全球化”、“与世界接轨”、“民主”、“自由”等主导话语的背景之下，他们的声音不仅微弱、而且分散。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国家最需要判明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更多的人却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说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面对前两种判断无所适从，也因为他们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历史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无需人们为此伤精费神。 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每一位中国人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也需要人们在充分的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便等同于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理论界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的虚假的沉默。 作者明确提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其基础在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来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③]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共六十年的成功，其根本基础则在于“中华百年的奋斗史、三千年的王朝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④]作者相信，“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应该能够“为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这种“新鲜知识”，就是作者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而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总结，是因为“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个方面。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⑥] 就是说，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为了获得一种对中国“本土文明的自觉”、[⑦]对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普遍缺乏的。有了这种自觉，人们才会明确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