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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会亚当·斯密 孙骁骥 2009-8-24 17:10:27 怎样谈论中国问题才算客观 怎样谈论中国的问题才算客观？能深入剖析、批评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又能提出建设性意 见者，美国学人黄亚生所著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算一例。这本书的英文版我曾匆匆 浏览过一次，在为一位外籍学者鞭辟入里剖析中国的能力所惊叹之余，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 黄亚生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一晃三十年，但关于改革，至今存在一个误会———我们已经养 成过多地关注国有资本，或者说GDP增长的习惯，而忘了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 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最终的改革结果是政府腐败丛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那么， 在他看来，这样的改革根本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 不过，黄亚生把问题的症结归于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上海模式”，以及政府放手民营、 个体经济的“温州模式”之间的争执，却并没有就此深入讨论下去。其实，不论采取何种模式， 无非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如今人们急切地论争“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孰优孰劣，就像多 年前人们询问“姓资还是姓社”一样，其背后蕴含着更深层面的两种“主义”之争。 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 意大利经济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将这种“争 执”进行了各种归类，比如商业道路与市场列宁主义之争、精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之争等等。不过，阿里吉觉得这些说法统统没击中要害。于是他自己给这种争执作出了定 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之争。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理念是有所承接的。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 值说”和“劳动分工说”，都直接来自斯密。在学术传承意义上，其实两人原是一家。但斯密 和马克思，也恰恰是被后世学者们“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对于二人的 思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从来都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当我 们在有计划有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和斯密的思想以后，对于二者剩下的部分该作何处理，是 不是也需要予以足够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于阿里吉在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法理直气壮地作出肯定回答。尽 管在我们当中鼓吹自由贸易和所谓市场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们越来越多，但斯密说话的前 提和语境却被我们忽略得一干二净。至少在阿里吉看来，在一个连基本的法制都不完善的社 会引入斯密主义，并在一个信奉“无利不起早”原则国家的学校推行马克思的教材，都显得不 切实际。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传达出同一种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种思想和行为上 的“人格分裂”：高举一面意识形态旗帜，同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辩护。 很可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输入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一开始就只看到了《国 富论》的斯密，而完全无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 为此，阿里吉不厌其烦地把斯密那套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再次强调了一遍。那就是，《国 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死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这些著作，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绝对放 任自由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独立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这套理论的土壤应当是一个强大的 国家，既“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又“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或 者说，让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种生活资料”。 阿里吉说，斯密强调自由竞争的目的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以竞争的方式最终获得整个 社会分配的“公平”。身处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大生产转变时期的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 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他在《国富论》中以颇为矛盾的口吻写道，商人们“只想得 到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 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因此，为18世纪冉冉上升的商业社会和商业精神做辩护的斯密，也宣称“人道、正直、 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换言之，斯密自己十分清楚，如果人们片面 地强调自己学说中“自由竞争”的一面而忽视“公平竞争”的一面，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那 些“以利润为生的人”(企业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惜违反游戏规则，垄断所有利 益，从而“把荒谬的负担加到自己同胞的身上”。 马克思回到第一世界 如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中心在美国与欧洲。意大利的新左派学 者马里奥·特朗梯将底特律视作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他考察得出结论说，当地的汽 车工人在迫使资本进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