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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相关问题探讨[摘要]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国际公约必须遵守，但我国受贿罪的规定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我国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客体认识还有相当大的分歧，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量刑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探析和完善这些制度来遏制受贿犯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人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交换金钱的筹码，大肆进行索贿受贿活动。这种犯罪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合法性、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秩序、败坏了国家机关的声誉，诱发了其他经济犯罪，对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严重威胁。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将特定关系人列为受贿罪主体，解决了非共同犯罪情形下对特定关系人的定罪问题。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比，我国刑法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和“贿赂”的范围都比较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我们对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立法中存在缺陷和司法实践存在问题进行探索分析，完善立法，遏制受贿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一、受贿罪侵害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有两种基本形式：索取贿赂和收受贿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受贿罪侵犯客体的表述颇有分歧，大体可分为单一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两大类观点。单一客体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复杂客体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不仅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还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除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外，还侵犯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1]。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既侵犯了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笔者认为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有三个，不仅侵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同时还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其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受贿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为政清廉、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对为政清廉的否定，是对职务行为的玷污。这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受贿犯罪的本质特征之一。第二，受贿罪侵犯的另一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为前提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去索贿或收受贿赂，就必然使其职务行为受到腐蚀，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使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受到干扰和影响。第三，受贿罪侵犯的第三个直接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款的来源，有的是公款，有的则是公民个人的血汗钱，索取或收受贿赂显然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二、受贿罪的范围问题。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它是国际社会在控制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全面性的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联合起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最新法律成果，为世界各国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法律指南。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公约》，同年12月14日《公约》生效。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审视刑法理论，调整国内立法，使我国法律的规定尽快与国际条约的要求相协调，以适应国际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1.主体范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者实体直接或者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第十八条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2]可见《公约》规定的贿赂犯罪的主体包括本国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对于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公约》第二条也作了详细规定，不仅包括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从事管理性、职权性活动的人员，还包括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的在公共机构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并扩大到“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腐败犯罪行为的核心特征是滥用公权力,因此构成腐败犯罪主体的主要是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公约》的规定符合此类犯罪的本质要求，我国刑法应该制定修正案，和《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2“.贿赂”范围。从上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现行《刑法》采取了最狭义的财物说，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包括金钱与物品，不包括其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