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从分权制衡理论看公司监督机制.docVIP

从分权制衡理论看公司监督机制 一 分权制衡理论与美国政府部门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机制 1787年5月25日，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宪法之父”聚集费城根据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哲学及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经过4个多月一系列的激烈争论和对各项条款多达569次的表决后终于在9月17日签字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根据这个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分配给三个政府部门：立法部门——国会——将制定法律；行政部门——由总统领导——将执行法律；而司法部门——法院——将解释法律。同时这三个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还有一定的权力对其他两个部门进行制约和平衡（check and balance），这一具体实践大大丰富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在分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相互制衡。200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三个部门之间既分权又相互制衡的体制，是保障联邦政府任一部门不至于扩张过多的权力而凌驾于其他两个部门之上——进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最佳方式。 总统可以对国会的立法行使否决权，经两院议员2/3投票同意又可反过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司法部门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权宣告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而无效；参议院有权同意或否决总统对驻外大使、联邦政府官员以及联邦法官的任命，总统有权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但这个条约只有当参议院议员2/3多数投票批准才能成为有效的法律；联邦政府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但需参议院2/3议员投票同意后才能获得正式任命；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发起弹劾的只能是众议院，审核案件的只能是参议院，而主持弹劾审理的则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如果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大公司的话，全体美国人民就是这个大公司的股东，股东将这个公司交给权力相互制衡的三个部门来管理，而股东们则通过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每二年一次的众议员选举及1/3的参议员选举来对管理层业绩进行评判，从制度上保证了股东们能真正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得美国这个大公司在短短的200多年就成为世界上的巨无霸。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宪法以及其中所包含有政府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的法治制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象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L·弗雷德曼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 1602年，荷兰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合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自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各国政府就开始着力研究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Corporation Governmence）。公司也类似于一个国家，管理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和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管理公司也是如此，也要有规矩,要象治理国家那样建立一个治理结构来治理公司，力图用成熟的宪政制度来管理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着眼点在于股东、董事、经理三者之间的权利分配和利益制衡关系，以解决公司股东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与公司管理者——董事、经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如果权利不受任何约束的泛用，就必然是贪污腐败泛滥，就必然给股东、公司及债权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各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优化，在经营的效率化、合理化、专业化前提下，股份公司大规模的涌现，必然将公司权力逐步集中于直接经营的董事身上，这就使得企业组织成本结构中代理成本也日益凸显。所谓的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偏好差异甚至不相容, 以致受托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 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成本费用。公司中代理成本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源是: 其一,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 , 因为公司的经营业务复杂多样、规模扩张等客观事实，受制于自身知识、技能以及精力局限， 普通股东在掌握、理解和处理信息方面处于劣势, 不能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监控， 因此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广泛存在； 其二,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公司的股权分散导致了“没有财产的权力”和“没有权力的财产”的出现，两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根本特征。 但是分散的中小股东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形成“理性冷漠”,原因是单一股东积极实施对经营者的监督，机会成本过高而受阻却。此外存在其他股东的“搭便车”,于是他们更理性地选择以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和“以脚投票”的方式趋利避害, 结果少数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根据“资本多数决定”的原则控制公司或者经营者利用直接管理优势, 实施反向影响, 控制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在此情况下股东会的权力自然弱化，董事会的权力则不断加强，董事会的权力行使直接关系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