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docVIP

择偶 ——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 李煜 徐安琪 本研究以规范化的抽样调查和测量，客观、系统地描述当代中国青年的择偶标准、行为和观念的现状及其变迁特点。理论讨论围绕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同类婚假设”和社会心理学的“相似性原则”展开，在对西方理论以实证资料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探索当代青年择偶及性别偏好的本土化模式。研究发现，择偶双方的相似相容以塑就幸福稳定的婚姻是选偶标准的主旋律；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两性资源交换模式依然留存，并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同时，择偶标准中对社会地位的相似性和同类婚的偏好相应弱化。 谁与谁结婚及其为什么是家庭研究中最有趣、最富争议，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由于婚姻并非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择偶因此成为家庭社会学倍受重视的研究课题。加上择偶不仅是婚姻的序幕，也是妇女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所以择偶这个题不局限家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里讨论，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分层和流动这个主流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广泛兴趣。 领域的研究传统可以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解释取向，前者以社会学家(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为主，后者则以社会心理学和家庭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为代表。 宏观取向对这问题的研究重心，是考察社会因素对择偶决定的影响。在此主要有两个互为补充的理论传统：首先是交换理论的传统，包括其延伸的婚姻市场理论。交换理论之所以也被认为是宏观的解释理论，是因为他们虽承认交换或选择发生在个体层面，但同时要么认为结构性因素对交换的形态和后果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主张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和稳定偏好的假设，能通过“市场”均衡而形成结构性的社会后果；另外一个研究传统是对择偶行为的结构性解释，主要是对同类婚原则的研究。与交换论者不同，他们并不强调个体层面上的解释，而直接以社会因素(如社会的不平等结构)来说明择偶的模式。两者共同的特征是以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因素解释择偶这一个体关系层面现象。 微观取向的解释虽然并不否定外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强调择偶是双方作为个体的决定。他们从择偶双方的个人属性(如性格)和双方互动过程等角度，去挖掘择偶的模式、解释其成因。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理论传统作一简单介绍。 社会交换理论在择偶研究中无疑是一个主流的理论取向，其最重要的文献是Edward于196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作为社会交换的家庭行为》的文章。它阐明了交换理论对择偶行为最基本的看法，即择偶也是一种交换行为，双方将自身的资源与对方交换，以期获得最大的回报。 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相当大。它的理论前设是，择偶双方都是理性的，希望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而实现“互惠” (Blau1964; Homans, 1974)。 这一观念受经济学影响甚大，它假定除非配对双方都觉得联姻的收益要大过独身的收益，择偶行为才能发生、婚姻才能维持(Becker 1973)。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婚姻必定是在对双方都有“利润”时才会进行的“交易”。比如，很多研究表明，对于择偶的双方，男方是用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源来交换女方的性和家务服务(Schoen et al.1989)。于是在择偶过程中，女方看重的是男方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男方则关心女方的容貌。有篇论文的题目就直截了当地将此表达为《作为成功象征的男性和作为性对象的女人》，交换的结果是男女双方各得其所(Davis 1990)。 另一个更带有经济学色彩的是“婚姻市场理论”。它认为未婚男女是市场的潜在交易伙伴。但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往往因为人口和社会原因而供求不平衡，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性比例。比如战争过后，女性较男性为多，这使得女性在择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各种文化因素和社会结构造成交易者有一个复杂的的偏好结构且难以测量，这使得均衡分析异常困难。所以，婚姻市场理论往往只是考虑一些可直接测量的要素对择偶均衡（供求关系）的影响，比如性比例、年龄、种族、文化程度等，这就降低了这一理论模型的说服力。 对浪漫的择偶如此冷冰冰的分析和假定，断定择偶双方都进行赤裸裸的理性考量，可能使一部分社会学家感到不满，如Fromm（1956）就认为，爱与市场交换的特征不同，爱并不期望等价的回报。一些经验研究也符合Fromm 的论断（Murstein 1978; Murstein et al., 1977）。他们设计了一个“交换取向量表”来测量爱情中强调公平的程度，发现那些在这个量表中得分最高的那些人，往往被人看作“可怕的”（Fearful）、 “靠不住的”（Insecure）或“病态的”（Paranoid）。另外的研究却认为，对公平的强调多出现在短期关系中，而对长期关系中的规范往往是“非市场化”的（Deutsch 1985; Williamson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