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doc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 ——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 ?[英文标题]On the Statement of the Family Genealogy Being Just Like the National History inQing Dynasty????????[中文摘要]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 ?[关 键 词]族谱/官修史书/家谱犹国史/隐恶扬善/民众史?????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0）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及史料学研究。?　　纪念郑天挺教授诞辰110周年　　阅读清朝人写的族谱序跋，常见“家谱犹国史”、“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编纂家谱者，或为家谱作序者，将家谱比作国史，其意何在？如何理解？此种说法，是借国史之名张扬族谱的价值，即用众人皆知的国史意义来类比，家谱身价自然就明显了。全面接触这个题目，需要在说明家谱、国史两者异同的同时，还应当论及关于家谱的学问，如人们为何修谱，怎样修谱，修谱人员及其宗族状况，修谱过程及结果，等等。笔者不欲张大题目，而愿大题小作，主要是叙述家谱、国史两者的异同、关联及家谱的价值，以及透过家谱认识到民间有其史书。　　一、官修史书有制度与私修族谱成习惯　　道光间，浙江鄞县周氏撰成族谱《新河周氏宗谱》，承修者周芬在《序》中说家族的修谱，与国家修史、地方政府修志的撰写人状况不同，他写道：“国史掌之柱下，郡邑志倡自官长，而家乘则责在子孙。”①中国古代官修史学极其发达，有修史制度和专门的修史机构，保证修史的持续进行。即以清朝而言，翰林院执掌修史，为皇帝撰修《起居注》、《实录》；中央各衙门的《则例》定期编撰，一再续修；人物传记的《大臣传》、《儒林传》等修了又修，遂有后人汇辑的《清史列传》问世；至于各种事件、战争亦有专门的纪录。周芬说的“国史掌之柱下”，即此之谓。地方官编辑方志，清朝亦逐渐形成制度，统一编修“一统志”，不时下令地方修志，以至规定续修时间。编写方志虽然有制度，但执行上地方官有某种随意性，不像中央修史那样严格实行制度而效果显著，这就是周芬说的“郡邑志倡自官长”。族谱之编修，在中古以前，基本上是官方修撰，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述之甚明，清代康熙间江西临江府同知施廷元为清江（今樟树市）杨氏族谱所作的谱序，有云“古者谱系之学掌于朝廷”②，即此之谓。可知原先民间之谱，亦为官学，这是人们的共识。宋代以后，除了皇家编纂玉牒及少数民族王朝为其本民族贵族编写谱书之外，民间的兴修族谱，完全是宗族内部的事情，修或不修，全由宗族自身决定，官府并不过问，只是偶尔提倡民间修谱，如雍正帝在《圣谕广训》中所说“修族谱以联疏远”③。民间修谱是自觉自愿的事情，由于民人认为修谱是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族要务，常常兴修家谱，并形成习惯，制定成族规，规定六十年一修，三十年一修，甚至于二十年一修，由于害怕出现年久不修的现象，笃信理学家朱熹的“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之说，也形成为祖训，著录于族谱。　　既然是自愿修谱，就必然有其热心人，也实在有这种人，即贤孝不计功利者，如同乾隆五十六年(1791)衍圣公孔宪培在直隶南宫《孔子世家谱·序》所写的：修家谱，善继善述，“此孝子慈孙所为”④。也如同嘉庆间候选训导杨汝翔为江西临江府清江徐氏族谱作序所说的：“谱系之修乃仁人孝子所用心。”⑤仁孝者热衷于修谱，谱序中屡见不鲜。雍正中，福建莆田人黄忆趋，因步履维艰未能到祠堂参加正月初五的宗祠大祭，乃命其子化龙修辑族谱，并自撰“要规十条、谱例十条”，令化龙遵循。化龙为举人，遵父命，在祠堂祭告祖先，表示全力诚心从事：“若有操笔不严，肆意缺略，先世有大功德于子孙者，其品行文章，传记、诰命、墓所、匹配有一不稽者，神其谴之，稽之莫据，神其谅之。”终于在乾隆六年(1741)修成族谱⑥。许多宗族有黄化龙父子这样的热心人，所以族谱一修再修。像江西新昌漆氏在清代，自康熙起，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五次修谱，曰《城南漆氏族谱》。湖南长沙涧湖塘王氏于康熙四十年(1701)、乾隆二十八年(1763)、咸丰三年(1853)、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度撰谱，约四十五年进行一次。陕西郃阳马氏的《郃阳马氏宗谱》，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