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docVIP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李威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 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湘军；军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BB259.9 文献标识码：A 一 经历了宋明理学的高度辉煌和发达后，清代理学“学理无创新”，“无主峰可指”，正一步步走向沉寂。道、咸以后，鉴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双重危机，各地理学之士纷纷活跃起来，把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理学的重振。作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这时高举振兴理学的大旗，一定程度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与创新。 1、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外敌入侵，割地赔款；杨洪发难，席卷半壁江山；清政府内部吏治腐败，银荒兵弱，百弊丛生。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出，时局已是“百废莫举，千疮并发，无可收拾”；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其中，他尤其对虚浮不实的社会风气感慨良多，“近世以来，士大夫相大恩与为县遁之言。县遁者，设与之论东方，则泛称西事以应之，又变而之北，或变而之南。将东矣，则诡辞以遁之，虚悬其语而四无所薄，终不使其机牙一相抵触。友朋会合，咨寒而问暄，同唯而共诺，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则择其进无所拂，退无所伤者言之。一有不安，终不敢言。一时率为孤县善遁之习。背怨向利，所从来深已。”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曾国藩，当时的社会矛盾激发起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面对现状这种历史责任感实即经世入世的精神。在儒家文化中浸染成长的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把社会危机的原因归诸人心的陷溺，归诸礼崩乐坏，归诸儒家伦理道德的缺失。顺理成章，以理学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成为他匡扶救拯的药方。这样，在社会剧变的影响下，理学名儒国藩蒿目时艰，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发出“以己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呼声，走向经世致用，建构起理学经世的思想。 2、脱离实际，训诂考据的社会思想背景 乾嘉时期，汉学盛而宋学衰。清代汉学的基本方法是考据学，价值取向是以“实事求是”为标志的“求真”精神。应该讲，求真又会推出致用的价值取向。然而，乾嘉时期，虽然也有一些理学家仍抱经世关怀，但从主流看，当时汉学家的价值取向是求真而非致用，故学术研究多与国计民生无关。乾嘉汉学在治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又认为儒家的经典愈古愈真，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愈古愈好，唐必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思想方法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主要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尤其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更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特征。再者，由于乾嘉汉学强调博证，发展到后来，甚至卖弄博洽，为考证而考证，致使其愈益烦琐，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再者，乾嘉学者虽能对个别问题和事例通过考据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观点，不能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观察研究问题，也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这种思维方式，限于对微观的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考察，却不能从宏观上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说明，这种局限决定了乾嘉汉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的时期，有可能作为盛世的反映和点缀，但一旦时过境迁，社会转向衰败，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危机，它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3、博采众长，调和汉宋的个人哲学背景 就其整体哲学思想来看，曾国藩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元论”，“礼一分殊”的学说，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