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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王　立,王惠丹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辽宁大连116022) 摘　要: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及时交流,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三国演义》;研究史;研究现状;新前景 中图分类号: I2071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6333 (2003) 04 - 0014 - 04 我国学界对于小说名著《三国演义》的研究,近年来呈现繁荣和多元的趋势,全国众多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和研究者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在《三国演义》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所进展和突破,并且出现了研究界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商榷的良好气氛,为《三国演义》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一、关于版本、作者与续书 关于版本和作者问题的争论,是《三国演义》研究的老问题,近年依旧相当活跃,不少论文彼此争论商榷。刘世德《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四种考略》,对明人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四种刊本(《百川书志》著录本、《宝文堂书目》著录本、《古今书刻》著录本和《酌中志》著录本) 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明代四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肯定是刊行于“万历初年”前的嘉靖年间,甚至可能是嘉靖以前的版本。他还认为四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同于闽刊本系统的嘉靖壬午本系统的版本。他推测, 《百川书志》著录本即嘉靖壬午本并非《三国志演义》残叶。在论述《酌中志》著录本时,他从三个方面的缺陷入手,对英国女学者魏安考证《酌中志》著录本即“残叶”时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残叶如果真是出于《酌中志》著录本,它的总字位数应为607200 字位(1150 乘528) 。而嘉靖壬午本的总字位数为588000 。二者相差19000 字位,因此残叶版本不可能是《酌中志》著录本。张志和整理了黄正甫本《三国演义》,并用国家图书馆明代插图本孤本黄正甫刊刻二十卷《三国演义》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详细校勘,从书中诗词、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提出证据,认为黄正甫刊本刊刻时间比嘉靖本早20 年以上,此本《三国志传》应是其最早刻本,成书时间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并首倡《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 《三国演义》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是“演义家”(即说书艺人) 的共同创造之说。他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 “不应该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来予以探讨。”罗贯中的著作权问题被提了出来。 收稿日期:2003 - 03 - 01 作者简介:王　立(1953 - ) ,男,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惠丹(1979 - ) ,女,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针对这种怀疑《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不是嘉靖本、作者不是东阳罗贯中的观点,杜贵晨著文商榷,认为:张志和考证今存黄正甫刊本为《三国演义》著作权论据不足,并进一步举出“犯”字出现不统一的反例,说明其“不仅不是‘最早的刻本’,其校阅也非‘不紊’,从中可以看到晚出的痕迹。”还从黄本的版本系统和“罗贯中”在当时不足以作为有广告效应的标签来吸引读者,说明张氏认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并非在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理由并不充分,甚至完全没有道理;张氏认为《三国演义》作者是南方人的例子,仅仅“是南方人读———刻北方人所著书的结果,正好说明它不是‘记录’本,而是晚出的翻刻本,不成其为考论《三国演义》非罗贯中所作而由南方人写定的可靠证据”,作品的地理错误,也不足以判定作者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他提出证据证明《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 前后,重申作者是不容否定的。 章培恒也著文针对张志和的立论依据逐条批驳。他指出“张志和氏用以证明黄本为‘旧本’的两个例子,也都见于叶本”,只能说,黄本中保存了壬午本中已失去了的“旧本”的某些面貌;但这绝不意味着叶本是早于壬午本的一种本子。“张志和氏要以此来证明黄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旧有的版本’乃是概念的混乱。”他认为黄本只是闽刻本中的一个简本,简省了文字,又窜入了关索故事,并且“黄本的静轩诗是直接或间接出于叶本的,则其在这方面与叶本的不同,显然是黄本(或其底本) 任意改动叶本的结果”,证明黄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而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