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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宽容的视野看翻译教学 提要：交往行为理论倡导一种理性重建、为主体间的交流寻求一种理性的语言环境以建立一种合理的人际关系。而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作为教授英语翻译知识和技巧、传输翻译理念和文化内涵的活动也应改变教学思路，以更为开放、宽容的视野重新审视翻译教学。 关键词：普遍语用学 交往行为理论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一、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 1.普遍语用学产生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肯定了“言语行为理论”中所描述的前两种语言结构的基础上，以“以言成事”（perloeutionary act）为根本落脚点，进行了一番有关“语用学何去何从”的深度思考和理性重建。他认为，言语行为无外乎三种语用功能：断言式、规范调节式和表白式[1]如果人们要想交往成功的话，也就是达到“以言成事”（perloeutionary act）之效力，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并遵守一定的规范。这里的“能力”自然就是指语言能力，而关于“交往规范”则是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2]。至此，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媒介，将人这一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及他（她）所存在的社会世界联结起来；同时也彻底跳出了微观语用学只是对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框架，在传统语用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大步。 2.交往行为理论 语用学是“针对言说（utterance）的解释所做的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情景语境如何影响言说的意义所做的研究。”（约翰·费斯克，2004）与语义学相比，语用学不仅仅考虑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更强调语境在确定意义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还在于解释语言的使用者面临上述种种不同的含糊与模棱语境究竟该如何理解彼此的言说，而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识别并重构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3]普遍语用学认为，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这四个有效性声言一起构成了“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成为了人类交往中实现有效交流必须要满足的普遍要求。只有同时满足这四个声言，人类的交往才能达到“理想的言说情境”。[4] 二、交往行为理论引入翻译教学 1.以普遍语用学为指导的语用翻译观 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任务和特点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这两门学科存在着交叉的可能性。这两个研究都一致认为：在语言理解和表达这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中，不单单需要大量的语言知识，同时还涉及到认知、心理、文化都多方面知识。[5] 以往的翻译研究范式多少都有些片面和极端：有些译者把翻译看做是对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还有人把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夸大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这两种只是看到了翻译活动的两个本质特征：语言转换性和文化性。 而以普遍语用学为指导的语用翻译观除了考虑以上两大要素之外，更加深入地考虑到了经济环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因为在这场交往行为当中，表面看来仅仅是译者、原作者、读者、原文文本、译文等因素参与其中，然而它们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深层元素也在期间交叉缠绕，因此，译者通过译文最后传达给读者的“讯息”必然存在很多主观的、个性化的“信号”。只有在此活动中建立语法和语义规范的同时，同样建立起一套交往行为规范才能保证翻译活动顺利进行。 2.交往行为理论指导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笔者特别关注了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发现结果不容乐观: 首先，“教学翻译”（Teaching Translation）和“翻译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Jean Delisle,1981）[6]这两个概念混淆，重前者而前后者：在加拿大学者德利尔看来“翻译教学”的开展是为了教学本身，也就是教授学生翻译知识和技巧，最终结果是为了获得最好的译文；而“教学翻译”只是英语教学中的一种工具，[7]“主要是检验对英语原文的理解是否正确”以及“能否正确运用所学的语法项目”（林璋，1997：60）。其次，翻译测试形式单一，版本受限：翻译题目多以英汉互译的句子为测试形式，有时为了规范评分结果还会设定好所用的基本句型或词组；翻译的题材也受限于记叙、描写式。另外，教师的翻译水平普遍不高，文学功底不扎实，自然学生的翻译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 笔者建议应尝试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交往行为理论”所倡导的精神内核借鉴到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来。（1）完全摒弃以往的两种主要翻译研究范式，既不能如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将翻译仅仅看做对语言进行的转换性操作，也不可仅仅像文化语用学那样把翻译看做一种简单的跨文化活动。应该以一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