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早期对日外交 —以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日本侵台为核心.pdfVIP

“平等”色彩，很值得肯定。另外，为了防范日本向中国、朝鲜扩张，李 鸿章在谈判协议中，还特意明确了相关问题。由于李鸿章准备充分、态度 强硬、应对得当，迫使日本使臣不得不在多项过分要求被拒后，签署了《中 日修好条规》。 由于日本政府对《条规》内容不满，在 1873 年正式换约前，日使又 提出了“改约”要求。这次，李鸿章依然以强硬态度对日。他痛斥日方言 而无信、出尔反尔；坚决维护《中日修好条规》的严肃性、稳定性，严辞 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面对日使的喋喋不休，李鸿章甚至明确宣布，如 果日本使臣还要继续要求改约，那么他将拒绝与之谈判。这种极端强硬、 果决的话语，迫使日使屈服；最后，双方正式换约。 此次，从这次谈判的全过程看，李鸿章对日本戒心很重、防范意识很 强；而且李鸿章对于“与日本结盟以抗西方”的设想，也不赞同。所以， 有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在1870年代初有联日思想，是不正确的。 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的前前后后，李鸿章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日本、 比较坚决地防范日本，比较强硬地抵制日本，与日使达成了平等条约《中 日修好条规》：其表现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但是，在中日正式换约后不到一年，日军就入侵台湾。这一严重的突 发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作为订约谈判时的清政府全权大臣、清政府内部战 斗力最强的军队—淮军的最高统帅，不可避免地要再次进行对日交涉。 但在台事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对日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与 作法。 首先，他不主张向侵台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他一再叮嘱率军在台与日 军对峙的沈葆桢，对日军只可“示以兵威”，而不应该主动进攻。他本人 也没有积极对沈葆桢进行军事支援。当侵台日军已经遭到很多困难、战斗 力下降，出现了有利于中方的战机时，他仍然主张不能进攻，只能用“兵 威”进行威慑。 4 其次，他积极进行了穿梭外交，频频会见外国驻华使节；想联合各国 使节，对日施加外交压力。他先后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员会晤，请求他们 和中国一道谴责日本。但由于当时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的盟国，西方各国 不愿干涉；李鸿章的表现又比较软弱，所以他的外交努力没有实效。此外， 李鸿章面对又一次来华的日本使臣，也只进行了比较软弱的质问，故而也 不可能达到目的。 再次，出于能够威慑、吓阻日本的目的，李鸿章在台事期间，积极呼 吁并努力从事于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从而可以 有效地防御外来入侵。但这种举措，对于台事之解决，不可能有现实的效 果。 由于李鸿章在军事进攻上的消极和外交努力上的无效，使得清政府、 李鸿章都陷入了困境。奕、文祥、李鸿章等人都开始倾向于以对日本赔 款（只是不用“赔款”的名义）来解决台事。最后，在日本大久保利通发 出最后通牒后，中方向日本赔款，以换取日本撤军。清政府因此而蒙羞。 总的来看，李鸿章在台事解决期间，就是以这样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 态度和作法来对待日本；很明显，其特点是软弱、消极。 客观来看，在台事期间，李鸿章对日本还是进行了抵制的。这也可以 看作是他在首次中日订约谈判过程中对日抵制的延续。但是，在台事期间， 李鸿章的对日抵制由强硬变为软弱，由主动变为被动，无论如何，因为他 在台事期间的软弱表现，让李鸿章自己毁了自己在首次订约谈判中取得的 对日政治优势。他这种在并不强大的军事压迫面前，由强硬向软弱变化， 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对他从事的对日外交带来了消极影响。但 李鸿章认为他那套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的对日态度与作法，是有效的；并 坚持了下去。他的这种作法，后来在改善中国军队（特别是海军）战斗力 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积极有效地扼制日本在1870年代和1880年 代对琉球、朝鲜的扩张和189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 5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termined to analyze and assess changes and influence of Li Hongzhang’s early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