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思考.pdfVIP

中文摘要 基于“司法不干预公司事务”的一般原则，公司作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自治 组织，在经营时应自行决定经营的方式和商业策略，当公司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亦 应自我判断是否提起诉讼或采取何种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传统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下，由于股东是公司成立和存续的根本，股东对公司能够实现有效地控制，公司 的经营判断一般由股东做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也通常能够保 持一致。 然而，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治理结构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 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公司管理者能够逐渐脱离股东会而控制公司；另一方面，资 本多数决的传统原则和公司间关联及控制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大股东有滥用其控 制权牟取私利，进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倾向。很多情况下，公司已不再 是独立意志的自治主体，而成为公司管理者或控制股东滥用权力实现个人利益的 工具，从而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此时，公司被侵权人所控制，其已无 能力维护自身权益，若仍要求公司只能自行提起诉讼追究相应侵权者的责任，当 然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利益，最终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赋予股东为公司利益而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公司利益平衡和制约的机制，在国外己经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已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立法司法体制，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我国 1993 年公司法囿于其诞生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性历史任务，未能 完成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但随着我国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成熟与完 善，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我国逐渐突 出和显现，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迫在眉睫。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我国终于在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中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这无疑是我国股东派生 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 设立一项法律制度并非我们的目标，关键是制度建立后的实施效果是否达到 了预期的目的。经调查研究发现，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三年多中,实践中并未出现 预期的派生诉讼浪潮，真正懂得运用这一机制维护公司及自身利益的股东极为有 限，最后获得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与英美法系 国家践行百余年相比较，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定都还略显粗 糙和不足，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我国引入该制度时，从理论基础到制度设 计均照搬国外的套路，而没有切实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笔者认为，克服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弊端固然是我国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 重要理由，但对于我国而言，解决因国有股一股独大、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 中小股东权益等问题，同样是我国设立股东派生诉讼的重要目标和功能。反观新 公司法关于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设计，由于过多的偏重于以股份公司（尤其是上 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为对象进行制度安排，从而造成缺乏针对不同公司形态而设 计相应制度的立法现状，这可能正是现行规定偏离我国实际、缺乏可操作性的一 个主要原因。 本文试图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多维研究和思考，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我国实际，重新对我国现行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评析，并运用比较 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应制度的研究分析，探讨如何改进和完善我国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本文共分为三章，约四万余字。 第一章：股东派生诉讼的内涵及历史沿革。本章首先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 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释，并通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性质和特征研究，阐明该 制度的实质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股东派生诉讼的演进历史，并对不 同国家之间的演进路径进行了制度比较。通过对历史沿革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 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与基本国情的关系。 第二章：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基础。第二章着重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法理 基础进行了分析和反思。一直以来，各国学者在探讨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基础时，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结 构的转变，使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逐渐突出；二是，资本多数决原则 的发展及被滥用的可能性，使得对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进行平衡变得 十分必要；三是，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探讨深入，公司被认为是股东、债权 人、职员、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载体，为股东派生诉讼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上述理论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