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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 郑丹丹　杨善华* 一、引言 家庭权力是家庭及妇女地位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往对家庭权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资源理论用家庭决策来衡量夫妻间的权力对比，并用资源的可得性对这种决策差异进行理论解释(埃什尔曼，1991； 凯勒阿尔等，1998； LiatKulik，1999)。女权主义者则用父(男)权制来解释家庭中的权力现象，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父权制规范才是影响家庭中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因(沃特斯，2000； Candace West Don H. Zimmerman，1987；Veronica J. Tichenor，1999； Greer L.Fox Velma M. Murry, 2000)。如果采取后来很多学者所持的泛化资源观，把父权制规范看作一种规范资源，那么二者具有理论同质性，争论的焦点转化为哪一种资源在决定家庭权力分配时占优先地位，对家庭权力的研究也就基本等同于“谁由于什么原因占有更多的家庭权力”这样一个问题。 究其实质，这两种理论取向都持一种物化的权力观，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实体或是影响他人的努力。由于对“决策”的实际强调和依赖，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对权力的考察范围：不论理智上多么清楚权力的多面性，一旦落实到研究中，就会将与决策无关的内容撇除出去，最终在实际上把权力与决策等同起来，并相应地使用问卷方法收集资料，忽视了现代家庭生活中大量与决策无关的权力表现形式，阻碍了对家庭权力过程的有效研究。 本文试图由新的视角切入，拓展家庭权力研究的思路，即不再把权力过程①作为一种补充，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表现形式来进行研究，将夫妻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互动过程纳入研究范围。根据福柯的权力观，权力不是物，因而不能交换；权力是流动的，因而也没有固定的形态，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模式(Foucault，1982)。换言之，权力总是表现为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寄寓于一系列事件之中，通过这些事件在互动过程中得以型塑(shaped)。所以，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具体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透视权力关系如何同时体现为一系列的权力技术、策略。 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总是运用手头的库存知识，按照某种自然态度，来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境，采取的是一种“想当然的”、“合乎情理”的处理方式(许茨，2001)。“手头知识库”是个体用以指导行为的框架。在家庭生活中，夫妻间的相处、互动也会型塑出类似个体手头知识的一种针对夫妻关系的手头知识，我们称之为“关系定势”。②它既会通过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态度”指导个体的行动，也会给个体的权宜性行动以足够的创造空间。正是在这些权宜性行动中，关系定势被型塑，各种权力技术得以运用，权力得以体现自身。 常人方法学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正是在这种权宜性行动中，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依赖行动者复杂的技术、方法得以完成；行动者运用自身能力来生产、再生产或改变行动的结构。“场景”界定、“索引性”关联以及行动的“可说明性”等内容是行动者赖以行动和建构现实感的几个重要手段(李猛，1999b)。基于这些理论认识，本文试图立足家庭中夫妻间的互动，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和刻画，分析夫妻关系定势③型塑、维护和突破过程中个体的各种权力策略和技术。 之所以侧重对关系定势的研究，是因为权力正是在这样一些具体事件、关系和过程中体现自身的，对这些事件的深入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权力技术和策略。这对家庭权力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为了突出过程，本研究没有采取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质性研究的思路和个案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一些家庭事件的刻画和分析来透视家庭中的权力策略和权力过程。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自郑丹丹从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期间在北京、杭州、景德镇、武汉等地对33人访谈所得的资料(其中男性16人，女性17人)。 二、夫妻关系定势型塑中的权力技术 案例之一　个案bj01(女)和个案bj02(男)是大学同学，bj01从小喜爱文学作品，向往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bj02从小家境贫寒，对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我认为感情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个平淡的人，过实在的日子。既然结了婚就有感情。我这个人跟谁结婚都一样。” bj01说，每当她提出要交流感情时，bj02都认为她不踏踏实实过日子。他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和他们的一样平淡。bj01觉得应该有幸福的浪漫的家庭，bj02就说：“哪有？你怎么知道的？你问了别人吗？”bj01说这种事好问的吗？所以也没有结论。如果用电视作例子，bj02就会说，“电视上的东西能信的吗？那都是假的，编出来哄你们这些女人眼泪的。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