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公民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深圳社工与义工联动治理模式理论与实践分析.pdfVIP

期刊论文 公民社会、公民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基于深圳社工与义工联动治理模式理论与实践分析 董秀 一、问题的提出 在美国学者 Richard ·C ·Box 看来，21 世纪将是一个以公民治理为中心和主导的时代 ［1］(P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 治理理论被视为一种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公民意识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公民治理、社区治理等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尤其是处于 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城市，社区治理逐渐成为城市建构公民社会的主要 治理模式，以致人们用“社工时代”来描述这个新的治理模式。 对于这个新的治理模式，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什么是公民社 会，公共权力如何配置，治理理论是否弱化了主权国家在治理中的作用等并没有形成共识。 就我国而言，对于公民社会、公民治理这样的舶来品，在当今中国公共治理语境下，如何使 之本土化，并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民主、公平的增长；如何配置城市社区治理的 权力和资源的关系；如何规范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各个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 务；如何处理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均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实践上 也表现出不同的治理形式。厘清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对治理理论、公民社会做历史逻辑分析， 以奠定探求我国城市公民治理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深圳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深圳在借鉴 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深圳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深圳城市化的 快速推进，以及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趋势,使得探索适合深圳市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成为 政府、社会与学者思考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厘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深圳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 成为深圳城市社区治理的当务之急。 二、公民治理、公民社会的理论分析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 ）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 纵。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行政学和管理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其涵盖范 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行政意义，而且也与“统治”有着明显的差异。“更少的统治，更多的 治理（lessgovernment,moregovernance ）”成为治理理论的标签。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 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 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 包括各种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在当下仍然以为必需由政府提供的服务［2 ］(P344) 。它强调多元主 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即主张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种民间组织机构的参与，倡导 ∗ 原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期刊论文 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及互动合作，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时下一 种流行于国内学界的解释是，“治理”凸显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变为政府+社会 中介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基层自治。就治理理论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 内容： 第一，重视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政府的角色由“前辈”转变成“长者”。与传统的政 府统治模式不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治理体系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也不再是绝对权 威的拥有者。它指出治理的主体不限于社会公共机构，它还可以是私人机构以及私人机构和 公共机构的合作，强调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第三领域及其相应的第三部门或志愿性机构参 与管理的必要性，如教会、各种基金会、私立协会、民间慈善组织、福利机构、志愿组织、 社区互动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等。它们分别致力于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政府共 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利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 值得指出的是，治理理论不仅指出公共行政在主体方面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指出在这 些多元化的主体之间存在一种权力依赖的关系。强调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