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结局及其原因探析文献综述.docVIP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　目：《桃花扇》的结局及其原因探析 专业班级： 汉语言文学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 《桃花扇》的作者是孔尚任，他出生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这正是明清之交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明朝末年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剥削导致了广大人民群众贫困潦倒，逼迫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明政权的统治，但由于农民起义自身的局限性和明朝汉奸与清兵的南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作者以史为依据，通过大量的收集资料，并接自己南下亲自感受当时的历史风貌，三易其稿创作了《桃花扇》。 《桃花扇》是我国戏曲史上的瑰宝，它和洪昇的《长生殿》并成为清代“戏曲双壁”。作者以凄婉的笔调来宣泄自己的胸怀，在《先声》中，通过副末老赞礼之口道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1] “桃花扇底送南朝”[2]，在整的文本之中，先进力量和权奸力量进行斗争的主线贯穿全局。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忠义之臣，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文人与阮大铖为代表阉党余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香君在《却奁》、《守楼》、《骂筵》中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对马士英、阮大铖自行的尽情披露、一一控诉、掷地有声的言辞，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全歼力量的痛恨和斗争，表现了光辉的爱国思想。 《桃花扇》一直受到人们热切的关注。二十世纪出，王国维先生曾称赞过元杂剧，但他认为却比不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词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3]王国维先生对孔尚任在人物刻画上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却在结合文学思潮方面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桃花扇》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体制之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由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4]的确，作者在《孤吟》中，假借老赞礼之口说：“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5]”暗示他在线这篇剧是的显示无奈之感，他还特地在《先声》中列举康熙年间出现的十二种祥瑞，歌颂太平盛世，为剧本买一个保险的手法。后来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谱》梳理勾勒了孔尚任生平及著作的一般情况,其中有些结论仍为后人所采用。 但是在这清代末年没有人对《桃花扇》的结局做出过多或者深入的评价。在《入道》这一出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经过重重磨难终于相遇，当两人不禁憧憬起为好的未来时，却引来了张道士一声怒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6]这一句当头喝棒，使他两人猛然惊醒，双双入道。作者把整本戏剧处理成这样的结尾，开创了一个先河，它和前人创作的剧本相比没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尾，反而进行了大逆转，这不得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清时期的的文人对这本戏剧评点是主要放在了表层次上。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 二十世纪，各个时期的学术界对于《桃花扇》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最早对《桃花扇》进行研究的就要数王国维先生了，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世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哉？ 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7]这里，王国维论述的重点是通过《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比较说明《红楼梦》的价值。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桃花扇》内涵的把握及悲剧特点的定位，都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在后来的《桃花扇》研究中亦有较大的影响。吴梅认为《桃花扇》的词曲科白俱佳俱美。 到了梁启超，他对《桃花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梁启超的《桃花扇》注本，是第一个详细注释本。梁启超对《桃花扇》原著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和订证史实的工作。并按照现代话剧的形式加以改写，目的是为了使剧本更加通俗易懂。梁注本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以大量的史料，详细的考证，为后人研究《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统一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参考的历史材料。[8]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界对《桃花扇》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究。1956年王季思先生等据诸本择善互校，出版了较为权威性的校注本。到了1962 年山东人民文学才出版社出版了袁世硕著《孔尚任年谱》，这是《桃花扇》及其作者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标志。《年谱》对前人做过考证的问题，结论正确的，都直接引用，并且注明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