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pdfVIP

2013／03 开 放 时 代 决策权 ，和享有农村集体福利的权利。关于成员权 的争议随着各个区域社会关系和地 方文化的差异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①在珠三角地区，“外嫁女”这个群体引发的争议特 别显著。来 自各村的 “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以陈情 、上访、诉讼等方式抗 争。抗争的内容是她们在出嫁后即被剥夺村民身份和村 民待遇，尤其是集体股份制改 革后的股权和分红。抗争的 “外嫁女”形成各级政府信访单位、“市长 日”或 “群众接待 日”的固定主角。她们从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事件 ，没有激动人心的13：号 ，但却无处不 在 ，如影随形 ，打死不走 ，经年累月地让地方首长头疼 ，也逐渐受到大众传媒的同情和关 注。她们的行动使得地方妇联、人大、法院、学术团体无可忽视 ，渐次以各种方式给地方 政府压力，推动政策的改变。②本文以 “外嫁女”争议讨论城市化冲击下变动中的农村成 员权，以及产权划定的社会政治过程。③在理论上 ，本文试图以 “外嫁女”为主体带出两 个讨论。第一个讨论是 “外嫁女”争议突出了以功能性视角看待产权改革与制度变迁的 不足。我们必须更动态地 、历史地看待行动者在制度产生和转变过程中的角色。第二 个讨论是 “外嫁女”争议挑战了以二元对立视角观察国家 ／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市场 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强化了村庄内部的不平等；而国家的介入又引发了乡规民约和国 家法律的冲突。在多重力量竞相定义村庄规则的拉扯中，“外嫁女”争议突显了社区自 治的限制和挑战。 二、制度变迁：功能的抑或历史的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涉及 了各个领域产权的重新界定 (张曙光 ，1996；Walder andOi，1999)。为此 ，长于产权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其理性选择范式 下产生了各种关于激励机制、制度成本、不同行动主体的动机、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等 研究。④论者惯于引用诺斯 (Noah)对制度的定义 ，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 度约束决定了个人选择的动机结构(Noah，1986)。而外部利润的出现会诱致当事人进 行制度创新 ，引发制度的变迁 (Demsetz，1967)。在西方 ，这些基本假设的确对制度研究 影响深远 ，渗透到各个学科；但多年来不同学科间也多有交锋和学习。如史学界对诺斯 的工具理性假设以及在历史中寻求普遍解释的 “非历史 ”(a—historicism)倾 向颇有微词 (Ankarloo。2002)。社会学界也对制度经济学强调个人选择 、忽视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 (Granovetter，1985)。做为回应，诺斯在90年代后的研究特别强调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作用(Zouboulakis，2005)。研究经济组织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也 从善如流，直接将社会镶嵌(socialembeddedness)概念加入了他的解释框架。可惜这些 制度经济学领航者对 “理性选择”范式的自我反省和修正，很少被沿用到国内的制度研 究中。 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相互影响，在制度研究领域 ，至少出现了理性选择 、历史制度论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sociologicalinstitutionalism)-~．个传统，以及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