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文选》 的诗目分类.docVIP

论《文选》的诗目分类 吕维洪 摘 要：《文选》诗目分类中出现体例不纯、兼类等现象，是由于作品的分类均是以实用为目的，便于作者属辞取则的主观编辑思想所致；同时也是作品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内涵丰富性等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其分类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关键词：《文选》；诗目分类；二级分类；实用目的 在选本的编辑中，所谓分类就是确定作品的类别归属。这种方法由来已久。汉代刘歆所编的《七略》就把所选诗赋作品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和歌诗等五类。由于《七略》已佚，班固在征引时又删除了它下面各类的小序，致使我们无从知道《七略》分诗赋为五类的依据。但刘氏对作品的分类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编辑家。魏晋至南朝齐梁以来出现的《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文心雕龙》、《诗品》等系列的文论著作和《文章流别集》、《乐府诗集》、《历代赋》等选本的编辑体例，都上承《七略》下启《文选》。但对文体分类的研究多数局限于文体间的相互区别，对文体的二级分类要么未论，要么语焉不详。萧统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1]（卷首，页2）综观萧氏的编辑分类方法，其方式有二：一是根据作品体裁的不同，把所选作品区分为不同的文体；二是根据已区分出的文体，对文体所选作品进行再次分类。“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就是我们常说的二级分类。萧统在《文选》中实践了这种分类方法。《文选》的文体分赋、骚、诗、颂、箴、铭、史论等三十九种。其中对诗、赋两类文体又进行了二级分类。赋体分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个子类；诗体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三个子类。在《文选》中，萧氏对二级分类的依据并未作说明，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在此，我们仅以《文选》诗目为对象，对文体的二级分类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 从现存的文献看，比较早的文体二级分类是刘歆把赋分为四类。但刘氏把四类赋与歌诗并列相称，显然是把这四类赋作为文体来看待，当然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二级分类，充其量不过是二级分类的端倪初露。《文选》前的文论著作或选本，要么散佚不可考，要么语焉不详，致使我们对文体的二级分类的标准仍然是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诗歌外在的结构形态以及内部的主题、思想等因素，参照后人“以题分类”、“以体分类”的文体二级分类标准，尝试对《文选》诗目进行分类，以把握其规律性和特征。 所谓以题分类就是依据作品所描绘的题材、主题等内在结构要素对作品进行分类的方法。根据这一标准，《文选》诗目二十三个子类中，可以分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挽歌、杂诗等二十类。另有乐府、杂歌、杂拟三类不能用此标准分出。进行仔细分析，就是在以题分类所得的这二十类中，根据科学分类的排他性原则，即在每次分类中只能使用同一个分类标准来看，上述分类仍然出现了子项相容的错误。以题分类，要么依据题材、主题的外在功能（即“为什么而写”）来分；要么依据题材、主题的内在意义（即“写的是什么”）来分。二者只能选一，不能同时使用。上述二十类，依题材的外在功能，以题材适应的场合为标准来分，计有：补亡、劝励、献诗、公宴、祖饯、郊庙六类；依题材的内容意旨为标准来分，有述德、劝励、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挽歌、杂诗等十四类。[2]（P199） 以体分类就是依据体制、语体等文体外在结构要素进行分类。《文选》诗目中，根据这一标准只能分出乐府、杂歌、杂拟三类，二十类不能用此标准分出。且诗自古为诗体名称，再没加以细分。刘氏《七略》仅列“歌诗”，而“歌诗”是汉人对乐府机关采编作品的概称，到晋、宋才开始称为乐府。由是观之，《文选》把乐府、杂歌、杂拟作为“诗”的子目，这种分类法已显示出诗体分类的征兆，在此，“诗”已丧失了它作为文体意义的特征，而是诗体类名的泛称。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文选》诗目所列二十三类题名，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分类的方法，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分类，故只能混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分类。而不同分类标准的混用，必然出现分类后的篇章相互杂糅， 导致“体例不纯”的现象。例如杂拟类作品，便可并入游仙、游览、咏怀、乐府、哀伤、赠答等各类。如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即可并“乐府”类中。祖饯类部分作品也可并入赠答类。这种杂糅的“体例不纯”现象不仅表现在二级分类中，同时也表现在《文选》文体的分类中，如文体分类中已列出赋体，尔后又有“七”体。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