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对居民的信任水平的影响.docVIP

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 ——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 汪汇 陈钊 陆铭* 信任在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户籍制度城市内部社会分割可能给信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上海市，分析了居民信任水平的决定因素，并重点了户籍身份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更加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更低。并且，户籍分割对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并不会随着非本地户籍人口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消失。另外，我们还发现，个人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还受到所居住小区内其他居民该信任水平的影响（即“同群效应”）。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相对聚居，同群效应就会放大由户籍带来的社会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信任 户籍 同群效应 居住地分异 引言 随着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特别是外来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并长期居留。上海，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强。由于城市内部各种公共服务的享有需要以本地户籍为前提，于是，城市内部就形成了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分割。那么，这种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究竟会对城市居民的信任带来影响？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如果源于户籍制度的社会分割会降低信任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完全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来克服这一不利影响？更确切地说，城市内部非本地户籍人口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户籍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呢？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通过对我们发现：⑴不同类型的信任，其决定因素不尽相同；⑵非本地户籍无一例外地显著降低我们所研究三种类型的信任；⑶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减少户籍分割对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⑷居民的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显著地受到其居住小区内其他居民该信任水平的影响，即存在“同群效应”（peer effects）。上述发现意味着，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经济的发展就能抵消户籍分割对信任的不利影响，事实上，该影响是持续存在的，并且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造成持久的威胁。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城市内部相对聚居，因此，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低信任还会在社区层面上借助同群效应而放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内部社会融合的难度。反过来说，如果政府可以减少由户籍造成的社会分割，促进信任的提高，那么，同群效应也能够放大此类政策的积极效应。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释信任的概念和分类，对于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论，并通过比较指出本文的贡献；第部分是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第部分是信任决定的模型；第部分考察信任决定中的同群效应；最后一个部分总结全文。 二 文献回顾 信任是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其他经济行为者合作行动的乐观预期（）。根据经济行为者的不同性质，把信任划分为个人间的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Newton,1999）。而对于个人间的信任，Durlauf和Fafchamps（2005）根据其产生机制的不同，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个人化信任（Personalized Trust）和一般化信任（Generalized Trust），前者来自反复多次的人际交往，而后者是那些基于对象群体的构成、动机、教育背景等一般性知识产生的信任。 尽管这三种信任存在很大差异，但现有文献往往只专注于一个方面的研究，很少有文献把三种信任的决定做比较的分析。由于这三种信任的对象和产生机制的差异，它们在促进中国的城乡融合和推动城市化时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分别研究了个人化信任、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的决定，从而明确地比较了不同信任的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差异。 虽然国外在信任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不可能考虑本地户籍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变量，但社会分割对信任的影响始终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关注焦点。Putnam（2000）发现：在美国，最穷的阶层比最富阶层的信任水平要低得多；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后，非洲裔美国人是美国信任水平最低的人群。Alesina 和Ferrara（2002）的研究发现，属于一个长期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的群体（如黑人，女性），或居住在一个种族混杂、收入不均等的社区内，会显著降低一个人的社会信任水平。也就是说，社会分割所带来的对某一群体的歧视会降低该群体的信任水平。并且在社会分割的条件下，处在异质性程度越高的环境中的人，信任水平就越低。但是，既有的文献都没有进一步考虑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缓解社会分割对于信任的负面影响。 目前国内对于信任的研究，涉及企业间的信任（张维迎、柯荣柱，2002）、农村居民的公共信任（Li, 2004; 陆铭、张爽，2008）、城市内本地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李涛等，2008）。但在所有的这些研究中，并没有注意到一个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意义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