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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华 生 本文对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问题，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作者认为：抽象掉国家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与企业这个创造财富的经济单位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企业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即资金关系或财产关系。由于参与分配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参与生产的方式，因此，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就唯一地为资金及其量的关系所决定。离开资金及其量的关系，就不可能找到解决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分配关系的正确途径。从资金上清算和划分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和理顺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项基本工程。忽略了前一项工程，是迄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难以深入的基本原因。作者指出：借助于现代信用制度，通过资金的价格形式(利息或股息)实行资金的有偿使用，是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基本线索；同时．在企业内部还要建立正确选择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平衡机制，不然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也不能真正合理而稳定。 作者华生，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公开的文章中经常看到有人援引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话，借以说明分配关系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当说，这种证明方法是大可怀疑的。不过，分配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背面和整个经济关系中较为浅近的环节，更多地与人们相关，成为影响和支配着他们行动的更为直接的经济动因。即使是献身于经济科学研究的人们，也未尝不是首先从较为表象的层次开始，进而达到较为深刻和较为整体的认识。在面临一些难度很大的综合性问题时，这还往往是科学研究有意选择的途径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历史上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只有社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没有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企业进入分配领域，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经济模式在实践中遇到尖锐矛盾的产物。也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物质财富主要创造者地位的必然要求。正确地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是完成整个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基础工作之一。 一、回顾与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基本上是采用全额上交的统收统支办法。其间虽然也搞过一些分权和集权的改革，但多半是围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兜圈子。在这情况下，微观经济缺乏活力，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有鉴于此，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1978年，我们首先实行国有企业基金制度，即企业依其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可以提取最多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的企业基金。1979年7月，试行全额利润留成的办法。1980年1月，又改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的制度，明确企业留利中同时包含奖金，福利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1981年起，开始广泛建立和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些经济责任制在分配方面基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1)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2)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3)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在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改上交利润为上交所得税和固定资金占用费。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对增强企业活力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形式不一，计算办法繁琐，漏洞较多，以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从1983年6月起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即比照对集体企业采取的办法，对国有企业实行盈利征收所得税，税后余利再实行分成包干的多种办法。1984年10月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将原工商税划分为营业税、产品税、增殖税，并提高了这几种税在总税负中的比重；在所得税之外又增设了一些辅助税种。但是，由于物资体制和价格体系的改革尚未起步，企业盈利水平差别太大，原拟施行的固定资金税未能开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又被迫普遍开征了一户一率的调节税，对小企业则实行承包制。这样，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破。利改税的办法，对保证国家在利润分配中得大头，效果是显著的，这已为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所证实。然而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在有权支配税后利润以后，出现了滥发工资，奖金或实物的现象。 回顾这些年来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演变的过程，其间尽管几经曲折，摸索前进，但仍然依稀显示了一些轮廓和走向，归纳其要点为:(1)决定企业利益的经济指标趋向单一化。国家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逐步从多种实物和价值指标，向利润这个综合性经济效益指标过渡。(2)企业利益的范围扩大，从提留少量的奖金，福利基金，发展到逐步可以选择劳动报酬形式，留成折旧基金，并拥有日益增多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包括横向投资的资金。(3)实行基数考核，分配利益的范围急剧缩小，我国长期以来，无论是考核生产增长还是实行利益分配，一般都采取承认现状(即基数)，再适当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