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官局, 官银钱号及官银号设立情况考.docVIP

清代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及官银号设立情况考 张或定 张劲峰 张哨峰 诸多近代货币论著中，在介绍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时，仅谈及“湖北官钱局”一家。笔者在研究考证湖北近代金融机构时发现，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中，不仅有湖北官钱局，而且还有“官局”、“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等机构，甚至，其设立时间，还远远早于湖北官钱局。其主要职能，不仅是发行纸币，或铸造大钱，或铸造银锭，用于上缴官项或市面流通。然而，此事却鲜为人知。 以上这些湖北金融机构，在《湖北省志???金融》及《武汉市志??金融志》中，均未录载。 因此，有必要对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及职能等情况，加以简要考证，以便对清代湖北发行纸币或铸造银锭等金融机构的有关历史，作必要充实或补充。 一、清代官银钱号设立背景 官银钱号, 是清代官办的金融机构。萌生于清前期的康雍时期，以后逐步扩及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款、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自1853～1856年三年间，全国约有十省相继在省城及重要府县设立了十所官银总号或分号。这一时期官银钱号所经营的业务是经办兵饷、承兑官票宝钞。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十余年间，各地再次掀起设立官银钱号的高潮。至光绪十年1908年，除了内蒙古和西藏外，全国各大省、镇都设立了各自的官金融机构。 咸丰年间，湖广总督在湖北武昌府、襄阳府和荆州府，各设官局一所。 在太平军第二次占领武昌府期间，湖广总督杨霈，因宝武局被毁，不能鼓铸，曾于咸丰四年（1854年）润七月二十九日上奏，建议在襄阳府和荆州府，设官局和钱局，行用钱票，并鼓铸大钱。其奏折称： “查楚北连年寇盗，地方蹂躏已甚，雕敞不堪，银钱皆有缺乏。惟有鼓铸大钱，流通票钞，方可敷衍支持。拟于襄阳、荆州二处，商家辐辏之地，开设官局各一所，行用票钞；并设钱局各一所，鼓铸大钱。使大钱与制钱，相辅而行，票钞与银钱流通。”[2] 太平军第二次撤离武昌后，为了恢复咸丰大钱的鼓铸和推行票钞，湖广总督杨霈，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上奏称： “省城设官局、钱局各一所，于荆、襄开设官局一所，鼓铸大钱，行用票钞。”[3] 湖广总督杨霈在武昌省城设立湖北官局，主要用来推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武昌省城再设钱局，当指宝武局，主要鼓铸咸丰大钱。据笔者考证，这是因为原宝武局在太平军占领武昌府期间被毁，故再增设，此外，在荆州府和襄阳府所设官局，系湖北官局的分局，也推行官票、宝钞及鼓铸大钱。 后来，随着咸丰十年（1860年）官票和宝钞停止发行，以及同治元年（1862年）票钞停止使用，湖北官局、荆州官局和襄阳官局，也随之停办。 三、公济益官银钱号、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的设立 清末，湖北省是否设立官银钱号或官银号，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均没有记载，这也是近代货币论著中，未载湖北地区官银钱号或官银号的主要原因。 1、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的设立与职能 笔者在研究清代湖北金融货币时，在一家档案馆馆藏图书中，查找到一本民国时期湖北省银行编著的地方金融志《湖北省金融》，从中发现了湖北省设立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的具体记载，颇有收获，其载： “咸、同时代，发生内乱，频年用兵，度支浩繁，令各省招商设立官银钱号，发行银票、钱票。提当杂各商生息帑银及库存之卯钱，拨交官银钱号，充票本。是时，湖北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于武昌；设立协成、有成两官银号于汉口，发行银票、钱票。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银票、钱票，政府不加干涉，为湖北发行纸币之滥觞。”[4] 又载： “迨同治末年，湖北承洪杨兵燹之后，金融苦竭，商民交困，乃招商设立官银钱号，拨给库存银两；充官银钱号基金，准发行银票、钱票，流行市面，活动金融，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钱票。”[5] 由此可知，同治末年，湖北省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及活跃地方金融，拨给库存银两为基金，在武昌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一所，在汉口设立“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两处，其职能是：发行银票、钱票；兼营银炉业，铸造银锭。 银票通常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钱票指制钱票。遗憾的是，至今还未发现此官银钱号或官银号发行的银票或制钱票实物，这又成为湖北泉界有待进一步挖掘的问题之一。此类银钱票，可能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设立之后，为其发行的银钱票所兑换或取代。 然而，官银钱号和官银号，还兼营银炉业，却给民间留下了不少大型银质货币，即银锭。这些银锭，就成为证明官银钱号和官银号存在的重要物证。 2、公济益官银钱号 公济益官银钱号，主要为湖北省税课机关及州县地方政府，铸造银锭。此类银锭之上，往往标有“公济益”、州县和官税机关名称及铸造年月等文字。 据笔者所见，公济益官银钱号铸造最早的银锭是，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为孝感县铸造的银锭；其次是，光绪五年（1879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