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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 摘 要：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一种以自我评估和内部问责为基础的质量保障机制，同时也是美国高校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学者布伦达·纽曼、理查德·艾尔默、约瑟夫·伯克从专业主义的视角阐释了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自治的基础，是提升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的保障，同时也代表了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专业主义视野 　　高等教育问责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公立高等院校通过采用高等教育问责制来有效回应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与诉求，这也顺应了高等教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其中，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及制度。研究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实践意义，可以加深外部群体对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复杂性的理解，并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和追寻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方向。 　　一、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提出及内涵 　　197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肯尼斯（Kenneth P.Mortimer）在其著作《高等教育问责制》（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中首次提出了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intern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肯尼斯认为，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学院与大学的内部政策决议，是学院与大学理事会迫于外部的压力而授权管理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学院与大学理事会拥有终极权威，并对学校的绩效负有责任（accountable）。[1]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汉姆（Patricia Albierg Graham）、马丁·特罗（Martin Trow）、约瑟夫·伯克（Joseph C.Burke）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内部问责制”的概念。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主要指向公立高等院校，由于私立院校没有接受政府的拨款和绩效考核，所以政府对私立院校的管理权限较小。 本文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是指美国公立高等院校为了承担大学的责任，通过在大学内部建立一定的规范和管理机制，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法（如绩效报告、院系审查等），主要向大学的董事会，有时也包括向大学的“持股者”（如大学的经费支持者、家长、州教育委员会）主动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教育资源使用及效率等情况，是学校以改进和完善为目的的自我评价监督过程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自觉行动。公立院校通过内部问责制履行大学的责任，内部问责的基本理念是提升高等院校的自主管理质量与内部教育质量。 　　二、专业主义视野下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主张问责制是一种由学校专业人士控制的问责模式，通过学校学术评议会、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来对教师的行为、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教师的人事绩效方面进行问责，教师的业绩和学生的成绩被认为是能真实代表学生进步和学校发展的核心指标。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最早由中小学问责制运动掀起，因此，研究美国公立院校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必须追溯到美国公立中小学问责制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布伦达·纽曼（Brenda Neuman-Sheldon）、理查德·艾尔默（Richard P.Elmore）以及约瑟夫·伯克。他们分别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对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控制特征进行了阐述，由此形成了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主义理论。 　　（一）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美国教育政策中心的教授布伦达·纽曼认为，问责制在美国公立学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布伦达·纽曼通过对美国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制的研究发现，“密歇根教育评估计划”（Michiga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lan，MEAP）成为公立学校绩效表现的“指示器”（indicator），成为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的典型代表。布伦达·纽曼建议将公立学校问责制视为一种过程、结果和关系进行研究，因此他将问责制表述为“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由“规范性的导向”（normative orientation）和“技术要素”（technical elements）组成。“规范性的导向”的社会决策表征涉及到对谁问责、什么内容、教育组织和行动者谁被问责等，“规范性的导向”决定了问责制“技术要素”的特点；“技术要素”主要表征为问责制中操作的层面，例如，问责制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