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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浙江省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前言部分 纵观20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电力的使用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电是最干净、最清洁的能源，它易于控制，便于转换能源形式，能高度集中和无限划分，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输送，因此使得电力的发展和应用程度，即一个国家的电气化程度成为衡量其现代化水平高低，以及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电力供应能力建设必须要从长远出发，科学规划、平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开放的先行优势，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 2003年我国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大关，经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经验表明：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的国家是一个正在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而这时的国家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是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安全供应的问题。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电力的安全供应问题无疑具有了更为迫切的意义。 统计部门相关数据表明：建国以来我国的电力供应一直在绝对短缺与相对过剩之间徘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我国告别电力短缺进入了一个电力相对富余的阶段。电力行业发展政策随之调整，电力建设速度放慢。2000年以来电力需求走出低谷，用电量连续四年快速增长，严重缺电的局面再度出现。2004年我国拉限电省份有24个，全国电力缺口超过3100万千瓦。浙江省是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之一。2003年初至2004年7月，浙江拉限电49.29万条次，损失电量58.16亿kW·h。严重的拉闸限电不但给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还威胁电网安全运行。另一方面，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以来，持续缺电的局面激发了发电项目建设进程的速度。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统计， 2005年初全国违规开工项目总计达1．25亿千瓦，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电力建设的盲目无序局面，浙江省情况也较严重。无规划性造成了地区盲目投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因电力建设发展严重超越国民经济需要，不仅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对环境、资源产生无谓的压力。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电力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电力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配套，暴露出我国电力和经济关系理论研究的不足。电力体制改革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引入，电力规划面临着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主体、各利益主体利益不一致等问题，相关部门更有必要从宏观层面上统一部署、科学规划，这样才能引导电力行业的良性发展。科学规划的前提是对电力需求的正确判断，而其基础则是对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内在关系的科学认识。鉴于我省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电力市场化的逐步深入，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我省经济发展阶段的顺利跨越。因此有必要分析电力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变化的特征，研究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为电力需求分析与预测提供理论指导。 二、主题部分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力需求也不断增长。电力和国民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通过研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提出合理的发展策略。 电力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开始于1978年J.Kraft和A.Kraft的开拓工作，运用了时间序列对美国的电力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在1947－1974年度存在国民生产总值对电力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个研究成果明确的给出了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 然而，Akarca和Long用了与Kraft同样的时间序列数据，但样本区间较短，却不能得出与Kraft类似的结果。[2]Lakhani和Bumb运用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回归模型研究了马里兰的居民与工业电力消费，文中认为居民的电力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文中还指出1980年将面临过量的电力供给，如果电力需求量真的能被合理的预测将会避免因无计划而造成的浪费。[3]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ranger和他的助手Newbold通过创建自变量非平稳序列，来得出变量非平稳的回归的检验可能会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显著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的观点。为了进一步发展此观点，Granger定义了变量协整的概念[4]。后来Granger和Engle又一同总结和扩展了协整变量理论。为电力消费研究提供了好的理论基础。扩展了协整变量理论。为电力消费研究提供了好的理论基础。F.AL-Faris运用了协整方法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70－1997年海湾国家经济变量对电力需求的影响。认为收入与价格都会影响电力消费，有效的收入与价格政策有助于电力需求的管理。[5]SajalGhosh对印度的研究发现，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是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在没有对经济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