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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苏史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陈晓芬 史论是古代散文“论”这类文体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据吴讷《文章辨体 序说》，史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史家之作：“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 其人之善恶”，另一类即非史家之论，吴讷置之于泛义的“论”中：“则学士大 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谬”。①两类史论自有其别。 史家之论因附于纪传，所论内容不可能过于展衍，萧统《文选》选有班固、范 哗等人在史书中的十余篇论赞，尽管这些文章在当时广受称扬，但就其所论 内容而言，明显受到纪传本事的拘囿而较狭隘。而且一般说来，史书中的论 赞还不能不考虑篇幅之限，这也决定了史家不宜过度发挥。不仅正史如此， 即使一些学者个人著史，因为怀有强烈的论史意识，评说时也难以摆脱所依 附的史传的制约。如宋仁宗时，孙甫曾著《唐史记》，并有论92篇，其论在 宋代即以《唐史论断》三卷单行。他在《唐史论断序》中自述其意云：“叙事 不无疏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 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 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 者无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②可见他对论的重视绝不亚于记，但 是细读其文，也终未能越出上述体例之囿。 非史家的文人论史理应自由得多，从选题到论述内容，及至表达方式， 都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的史论更具有独立的文学散文的性质。贾谊的《过 秦论》是这类文章的发端，其文“波澜层折，姿态横生”，③把文人论史的个性 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在贾谊之后至唐代，文人虽时有论史之作，却以 就事论事为多，难以复见如是酣畅淋漓的论史文章，史家的论赞方式似乎成 了文人创作的藩篱，阻碍了他们的自由施展。而且，遍阅汉魏六朝与唐代散 文，除了极个别人相对集中撰写史论，如李德裕留存数十篇论史文章，是唐 ①吴纳：《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②《全宋文》第13册，卷五三二，第198页。 ③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页。 ·379· 文人史论文最多的一位，其他文人大多只是偶一为之，如韩愈、柳宗元等散 文大家也少有史论文。至宋代，史论文渐多，一些著名文人如王禹傅、孙复、 石介等人皆有所作，不过文章体貌仍无显著改变。直到三苏手中，史论文才 独成一派气象，其数量之富，立论之新，文采之盛，令世人瞩目。三苏史论文 不仅重现如《过秦论》那样腾跃矫天之貌，而且充分反映出苏氏关于史学、 社会、人生等诸多独特的认识观念，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们的散文创作特 征。考察三苏史论文，不失为深入研究三苏的一个切人点，也有益于对史论 这一散文体裁的探析。 苏辙在《历代论·引》中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 要。”①可见，三苏对论史有着高度的自觉，论史在他们的学问识见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三苏的这一特征是传统的史学观念在他们身上的个性化反映， 也是宋代特定的政治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反映。 史论本是传统史学观念的产物。自孔子编修《春秋》实行一字褒贬始， 就确立了以史明辨是非而为今人之鉴的基本观念。对史家来说，要实现这 样的著史目标，除了用心于史事的记叙方式，很重要的就是通过论赞以示评 判。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辨史立论成为史书不可或缺的部分， 甚至成为评价一部史书的重要标准。宋代，胡寅即因不满司马光《资治通 鉴》“事虽备而立议少”，遂著《读史管见》补其不足，欲“用《春秋》经旨，尚 论详评”。②可见，以史为鉴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一部史书中论赞评说与实 录史事担负着同样重大的责任。于是史家著史，都必留个人的论说，二十四 史，无一不是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基础上，苏洵对论史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阐释。 苏洵著有《史论》三篇，他以史与经并提，指出两者“皆忧小人而作”，故“其 义一”，但“其体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 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 实相资焉”。③这说明，史事的叙录犹如实证，使经所阐述的原则变得切实 可感，因而与经共同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不过，应该充分注意的是，当苏 ①本文所引苏辙文均据《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仅注篇名于正文中。 ②见《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