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德国高校与企业的关系正在从零散式的合作关系转向建.docVIP

目前，德国高校与企业的关系正在从零散式的合作关系转向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联盟关系（Strategische Allianz）。德国联邦政府也大力支持高校与企业建立这种战略性伙伴关系。2007 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BMBF）和德国科学资助者协会（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e.V.）联合组织了名为“高校与企业的交流过程”（Austauschprozesse zwischen Hochschulen und Un-ternehmen）的竞赛，奖励和资助那些在校企合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高校。此外，联邦教育与科研部还设立了长期的专门资助项目。例如，“应用科学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研究”（FHprofUnt）资助项目就旨在增强应用科学大学作为企业合作伙伴的优势，加速知识和科技由大学向企业的转化，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毕业生。提交申请的高校需要至少与一家企业和另外一个单位（如综合性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研究机构或政府机关等）合作，而参与企业至少要承担20%的科研成本。在德国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高校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三、经验与启示 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校企合作的经验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供我国高校参考。 第一，促进实现多形式、全方位、立体式的校企合作。在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不同方面开展校企合作，由学生、教师、学校、中介组织（如各行业联合会）和政府等主体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或参与校企合作，以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整体协同效应。 第二，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地区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我国的高校，别是有条件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可以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经验，积极谋求与地区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建立战略联盟关系。这既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实践性和科研的应用性，培养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也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争取实现双赢的校企合作局面。德国校企合作的成功与德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德国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应用科学大学科研实力以及德国学生的能力水平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其中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德国的校企合作形成了一种双赢的良性格局，因而双方都有内在的动机参与校企合作。 德国的经验说明，人们不能简单地指望通过税收、行政或其他手段“迫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而应该让企业从校企合作中切实获益，激发其内在的合作动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有效的校企合作，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政府、企业、中介机构、高校、教师和学生等各方的全面参与和支持。（孙进） （摘自《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政府支持　大学搭台　企业加盟 ——从加州大学校企合作解读美国官、学、产研发创新机制 大学与企业展开研发合作,既是大学实现直接服务社会的重要渠道,又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美国的经济和科技能够引领世界,靠的就是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在世界上引领风骚。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结合企业的市场需求所进行的原始创新成为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政府支持:从颁布技术转让法案到资金分层分类投入 美国政府一向重视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政府层面对于大学与企业界开展研发活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颁布相关法案和投入巨额资金两个方面。法案以1980年参议员伯奇·拜尔(Birch Bayh)和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联合提案《拜-杜法案》的出台为主要标志和分水岭。在该法案颁布之前的20世纪50~70年代,美国企业对大学的投入时断时续,非常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科技界专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当时的专利制度严重阻碍着美国的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虽然向大学投入了巨额研发经费,但获得的专利却并不多,而且专利的转化率也很低。以1974年为例,美国“100所顶尖大学申请的专利仅为177项,许多研究成果滞留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被束之高阁。”当时的情形是,美国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多数联邦机构不愿把专利所有权交给大学,政府采取“非独占性”专利许可方式。申请专利耗时费力,但大学却无利可图,而企业也由于“独占性”希望渺茫而热情锐减。 《拜-杜法案》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政府资助大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归属权问题。法案核心内容是: (1)向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是政府资助研发项目的重要目标,允许企业拥有相应专利权或独占性; (2)政府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大学,大学可申请专利、保留知识产权和分享利益; (3)大学要尽快使专利技术实现商业化,否则,政府保留继续使专利商业化的权力; (4)减免向大学投入研发经费企业的税收。在该法案的驱动下,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