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商贿风险的防范与控制.PPTVIP

如何进行“商贿”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引言 2006年初，政府掀起反商业贿赂运动，矛头直指国家的两个知识密集型群体： 学校、教师：乱收费 医院、医生：收红包 序言： ●感恩的心： 人，从母亲十月怀胎、嗷嗷待哺到生老病死“医务工作者”将呵护其一生。 ●失衡的心： 医务工作者，近二十年的寒窗苦读，不断的进修学习，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换来的仅仅是微薄收入。 ●同情的心： 医人吃亏，药人相补。作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愿尽所能，弥补社会的不公。共同携手： 悬壶济世，振兴东方 序言： ●经济体制：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难道医生真的是所谓天使，是不用吃饭、不用赡养父母、不用照顾妻儿、不用帮助朋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成本、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医改三“不到位”表现：第一，投入不到位。第二，监管“不到位”。第三，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医生是最大的受害者。 寄语 ●媒体舆论： 媒体的不恰当的宣传和鼓动，伤病人员误以为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看病不要钱了，医生成了服务员的代名词。医生不求超越人群，难道追求公平的机会都没有吗？ ●当前形式（反商贿）： 试想，当医生的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患者痛苦，而是为了自保，医疗质量能保证吗？“不求有功，但求自保”这种现象，难道社会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提纲 第一部分：国家为什么要掀起“反商业贿赂”运动？ 第二部分：刑事流程如何，刑罚标准是什么？ 第三部分：国家的“反商业贿赂”立法趋势及危机处理。 第四部分：医药行业怎样防范与控制商业贿赂风险？ 第五部分：司法专家问答 第六部分：博弈论：囚徒困境 天津“德普”事件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与美国加州DPC公司同时宣布，由于DPC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德普公司”)，因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而被罚款48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关于此案的犯罪报告显示，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至2002年期间，向中国三家医院负责采购的人士行贿162.3万美元，以保持双方商业关系。贿赂金额占销售额的3%至10%，天津德普公司因此赚得200万美元。 南开大学的程宝库 鲜为人知的是，引发中国新一轮反商贿热的，是大陆资深竞争法专家程宝库教授。2005年5月曝光的德普案，则是程宝库掀起反商贿热的发端。 德普公司被美国相关机构以违反反商业贿赂法为由，处以479万美元的罚金。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之前大陆执法机关对此事毫不知情。 程宝库组织课题组，迅速写出了《德普案暴露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的七项具体建议》两篇文章，并在新华社内刊上发表。2005年7月，文章引起胡锦涛、吴官正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并获得批示。反商业贿赂由此加速。 南开大学的程宝库 在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委的支持下，2005年12月18日，程宝库提议的”反商业贿赂立法与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包括中央纪委、国家工商总局、清华大学、通用电气等在内的多家单位参加。 在研讨会上，程宝库认为，《刑法》修订案规定:受贿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严厉”，除了相关法律定义的疏漏以外，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级不高，导致反贿实践中的效果不彰。 中国刑法中“反商业贿赂”的6大缺失 第一、犯罪主体不明确。程宝库指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受贿主体并非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行使政府公权力。如此规定，比中国现行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谨得多。 第二、执法主体过多。检察、公安、工商，一些行业立法又规定了主管部门，譬如《保险法》规定，保险行业的贿赂案件归保监会主管；《药品管理法》规定，医生受贿案件归卫生部门主管等等。在多头监管的形式下，监管力度反而不强。程宝库说：譬如一个案件的苗头显现之后，是否构成犯罪，在定罪之前无从判断，从而导致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或‘争着管’的情况发生。 中国刑法中“反商业贿赂”的6大缺失 第三、举报机制缺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曾做了一个以副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件的研究，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即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还有1件被检察机关发现。 第四、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的形式认定不清。根据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