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docVIP

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 ●近30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 　　●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发展现实互相矛盾，需要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论证基点上的“中国特殊论”来解决　　●经典理论被证伪代表了社会进步，也预示新理论诞生　　●“美国例外论”成功地解释了美国式的道路，而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成功，“中国特殊论”也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西方经典难以解释中国现实　　近30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以下仅举七例：　　例一，根据达尔等政治学家的理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准是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但历时近20年的中国村民选举，却在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的100多万个乡村有序而且持续地进行，不少选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高，如云南禄丰县高峰乡海联村村民，2002年人均年收入仅302元，且半数以上是文盲，但他们的选举程序之专业、选举秩序之稳定、选举行为之理性，为许多海外专家所称道。 　　例二，流行西方的政治强人理论大都认为，政治强人的存在有助于社会稳定，但强人的消失将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对此，众多西方学者曾预测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大政治强人之后，中国必定大乱。但事实是，1970年代末，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内战，而且启动了改革开放；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更是呈现史无前例的发展势头。　　例三，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是自由、民主的重大动力，并对现有政权产生巨大威胁与反叛。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已成型且逐渐壮大，各个阶层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不过，他们大都不是西方理论　家所说的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更不是现有政权的麻烦制造者。相反，他们积极要求入党，参加政协、人大，甚至担任政府官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　　例四，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认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并预示着政治革命即将来临。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 却并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更不见“改朝换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到0.2，但全中国却陷入十年动乱。　　例五，著名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警句”，已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少；权力越多元，腐败越严重吗？　　例六，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等提出的“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内部的种种危机既是内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危机不断累积，必然压垮中国。但这20多年来，中国却没有按照这些西方预言家们的设想，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工农暴动、国家分裂和政权垮台，相反，经济超常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政权依然巩固。　　例七，“中国威胁论”的一大依据是，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伴随着战争与扩张，如19世纪的普鲁士、20世纪的日本帝国等。所以，中国想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一些人只是在心理和臆想层面产生“威胁”，并不是现实。　　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面对上述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发展现实互相矛盾所产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中国特殊论”（见本人英文专著《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　　大致而言，“中国特殊论”的论证基点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上的，以下仅举四例：　　其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在西方的教科书上几乎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不同。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　　其二，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社会阶级。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所期望的类似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　　其三，中国出现腐败的原因与中国独特的信仰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贫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盛行，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贪欲、物欲和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社会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缺乏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尽管一些贪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