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小子簋”铭的真僞及相关问题.docVIP

談談“小子簋”銘的真僞及相關問題 葛亮 上海博物館 摘　要：上海博物館藏“小子簋”（《集成》3904）係真器僞銘。本文通過對其銘文字形、辭例的分析，認為該僞銘並非臆造，當有所本，且倣製較精，與真銘的距離不會太大。由於真銘所在的器物未見著錄，我們仍可將“小子簋”銘作為一篇早期記事金文來使用。“小子簋”銘的時代當定在“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關鍵詞：小子簋　　　 《殷周金文集成》第3904號收錄有一件“小子簋”，該器係陳介祺舊藏，後歸李蔭軒，現藏上海博物館。器腹內底有一篇記事銘文，共十五字，含合文三字。[]拓本及釋文如下： 　 上揭拓本曾歷見著錄，除《集成》外，尚有《愙齋》7.4.1、《奇觚》3.20、《簠齋》3·敦10、《小校》8.3.3、《鬱華閣金文》第10冊[]（以上誤爲敦）、《續殷》上48.2、《三代》7.47.2、《總集》2515、《蔭軒》2.10[]等。 1986年，陳佩芬先生發表了《青銅器辨僞》一文，其中就“真器僞銘”所舉的例證中有一件“龍紋簋”。從所附拓本可知，這件“龍紋簋”正是上揭“小子簋”。陳先生說道： 西周早期龍紋簋，腹內底銘四行爲後刻，此銘文曾歷見著錄。早期僞鑿不注意銹斑的連續特點，腹內底有銹斑，而字口內卻沒有任何銹斑。而自然形成的銹斑，往往在器表和字口內分佈得很自然。 銘文筆劃有粗細，起止皆銳，是近代僞刻較進步的實例之一。[] 此外，陳先生在《中國青銅器》一書中也有相同的論述，不過並沒有附圖，所以讀者也就無從知曉“龍紋簋”跟“小子簋”的關係。[] 陳文發表以後，“小子簋”係“真器僞銘”這一點，似乎並未引起古文字學界的普遍重視。時至今日，許多古文字論著及工具書仍將“小子簋”銘當作可靠的商代記事金文來使用。所以我們有必要重申陳文的觀點，並加以補充，以期學界可以更加穩妥地利用這一材料。 小子簋 最近，在周亞先生的幫助下，筆者有幸目驗了“小子簋”原器。周先生指出：此簋係真器無疑，時代可定在西周早期，而整篇銘文皆出於後刻，理由如下：一則，如陳佩芬先生已指出的，銘文字口內的銹色跟器底有很大差異，而器底的銹斑每逢字口即被打破，這顯然是加刻銘文造成的。二則，字口內刀痕明顯，如字上部兩橫，中間深兩頭淺，當爲挖刻所致；又如字右半的豎筆，下端尖銳上端鈍拙，筆道由下而上逐漸深入，是下側入刀上側出刀留下的痕跡；再如“乍”字、“”字，如下圖所示： 從實物看，以圓圈標注之處皆爲多次刻成，在刻劃過程中，正確的筆劃結構遭到了破壞。以上特徵也排除了剔銹造成刀痕的可能。所以，陳佩芬先生“真器僞銘”的論斷是正確無疑的。 我們知道，早期僞作的青銅器銘文大多有所本，學者往往也能比較容易地找到其抄襲的對象。而“小子簋”銘的情況卻比較特殊，在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金文材料中，並不能找到它所模倣的真銘。我們認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小子簋”銘比較忠實地抄錄了某篇未見諸著錄的真銘，那麼即便是僞刻，仍有其研究利用的價值。反之，如果“小子簋”銘是由作僞者拼湊甚至臆造出來的，那麼對銘文內容、字形等方面的討論、引用恐怕就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要判定“小子簋”銘是否拼湊或臆造而成，首先要明確其製作年代的下限，以與當時銘文作僞的水平相比較。陳介祺自撰之《簠齋藏古目》記有“小子師器”一條，注曰：“師作，从二臣。”[]據陳介祺手跡整理而成的《簠齋金文題識》中也有類似的內容[]。此外，我們所見的各種著錄書往往也標明“小子簋”係陳介祺舊藏。那麼，陳介祺筆下僅有文字記載的“小子師簋”是否一定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小子簋”呢？會不會另有一器，而且正是“小子簋”銘所抄襲的對象呢？新出的《國家圖書館藏陳介祺藏古拓本選編·青銅卷》給出了答案，該書收錄的陳介祺藏拓中正有此銘，[]而這件拓本跟屢見著錄者並無二致，可見所謂“小子師簋”正是“小子簋”無疑。我們知道，陳介祺卒於1884年，那麼這篇僞銘至晚在1884年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當時的作僞者的見識不會超出其所能接觸到的古文字材料的範圍，也就是說，作僞者不可能以甲骨文及1884年以後出土的青銅器銘文爲模倣的對象。 帶着上述觀點重新審視“小子簋”銘，就會發現銘文所表現出的作僞水平很不平衡。一方面，一些常見字的字形存在着明顯的問題，如“”作形，所从的“殳”旁明顯刻錯，作僞者誤將、“又”兩個部件理解成了跟。“又”的第二筆被割裂，大概是受銹跡的影響。真銘中的“”字或許接近這樣的形體：。又如“”作形，“”旁刻得很拙劣，兩個“又”的第二筆都沒有波磔，而同篇其他“又”形都存在明顯的波磔，如“事”所从的、“父”所从的、“”所从的，前后很不统一。再如“易”作形，所从的水形作，非常特別，如果將來不再出現同樣的字形，恐怕也可以認爲是作僞者受真銘上銹跡的影響，對字形的理解出了問題。在這些最常見的字上出錯，可見作僞者對金文字形的認識水平不高。 另一方面，就通篇看，銘文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