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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中国古代民事裁判模式的价值追求 ——以滋贺秀三与黄宗智的分歧为视角 摘要：滋贺秀三认为，在古代中国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面对纠纷，通过关乎人情的调解是普遍存在的。黄宗智则基于“实体理性”认为，县官们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事实上是严格按照清律的规定来做的。我们不能从一个调解结案的例证来证明我国古代的民事诉讼就是体现“情理法”的调解模式，同样，我们也不可从有县官依清律来判案的例证来否认那些大量存在的调解。中国自上古以来就是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调解和审判都是寻求社会和谐的手段。 关键词：情理、实体理性、审判、和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的民事司法是否具有规则性？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民事裁判是否就是韦伯所归纳的“卡迪司法”问题？这一争论成了中国法律史学者或者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们对于中国古代司法观念和司法实践的基本争论。 在该问题的论争中，代表人物有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美国学者黄宗智。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在古代中国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面对纠纷，通过关乎人情的调解是普遍存在的。滋贺秀三认为，“情理”在中国古代的民事司法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讲求情理“就是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并且这种情理并不具有可以梳理清晰的法律“实定性”，而更多深藏于听讼者的内心，但又确确实实影响到审判者的判决。黄宗智则认为：“县官们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事实上是严格按照清律的规定来做的”。在黄宗智看来，清代州县官断案是依靠他们的“实体理性”来作出实体判决。其实，不管是滋贺的论证还是黄宗智的论证都是依据了清代的真实民事纠纷案例。不同地方的民事纠纷案例的处理结果为何有相异之处呢？我们不能从一个调解结案的例证来证明我国古代的民事诉讼就是体现“情理法”的调解模式，同样，我们也不可从有县官依清律来判案的例证来否认那些大量存在的调解。 民事裁判模式的相异性和多元性为何会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同时存在？这是法律史学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通乎情理”：调解与社会和谐 滋贺秀三认为，讲求情理就是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情”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诉讼程序中不存在西方意义上“虽然不成文却能够得到实定化的具体规范”的所谓习惯法，法官也绝不是依据存乎民间的习惯法来作出审判，而更容易看到的却是“准情酌理”合乎人情的判断。 （一）情理观与中国传统法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中情理和法的基本关系问题在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学者们对情理和法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证，或论证情理和法律之间的位阶问题，或论述情理和法律之间的融合问题，或论述情理在司法的实践问题，或论述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就是情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情、理、法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 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同情理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愫。在今天的日常话语中，我们还会说“合法合理”、“合理合法” 《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说明凡是符合人类七种感情所萌发的共同基础的就是人情，亦即通常所说人之常情。但在古代，人情也反映了国情、世情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的人情是以深厚的血缘伦理亲情为基础的，表现为亲族之间根据伦理原则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人情具有伦理性、社会性、时代性，它不是个人的爱恶，或少数人的趋向，而是公认的爱恶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趋向。人情的标准因时代、因阶级、阶层而异，但也有共性，那就是人之常情，亦即人性在正常状态下的反映。 国法是以纲常即天理为指导原则而制定的，同时又将纲常具体化为国法的基本内容，以致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被称作伦理法，它同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法与情相协调，情与法同在，在中华伦理圈中互补互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的法律是情理的部分实定化。 （二）情理与调解制度 情理法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情理法的精神内核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讲求贵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无讼”则一直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 由于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是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比较有特色的诉讼制度。 在中国古代，经过调处而平息诉讼称为“和息”、“和对”。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自秦汉以后，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代，调处已经趋于完备。调处适用的对象是轻微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调处的主持者，包括地方州县官、基层小吏和宗族之长。由于诉讼的繁简是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所以州县官都注意贯彻“调处息讼”的原则。 （三）调解的和谐价值 中国的文化是中和的，中和的文化有利于“无讼”这种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