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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邮”的证据效力 　　甲公司与乙公司因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甲公司的起诉，于2002年11月11日向双方送达了裁定书。甲公司通过某速递公司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状于11月22日到达法院，信封上只写明投寄人及投邮时间，投邮时间为11月20日，但没有任何邮戳、公司公章及经办业务员签字盖章。 　　我国民诉法规定，当事人不服法院一审裁定的，上诉期为10日。因此，关于甲公司上诉的法律效力产生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依据邮政法及相关部门法规，速递公司无权从事信件及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即便信件确实于11月20日投邮也不能将在途时间从上诉期间中扣除，只能以法院实际收到上诉状的时间即22日为准，故而甲公司的上诉已超过期间，没有法律效力。 　　第二种意见是，速递公司违法从事信件的寄递业务与甲公司主张上诉权利是两个法律关系，且我国民诉法律规范对邮寄送达的主体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邮政法对信件的寄递业务作了禁止性规定。但速递公司只是超越经营范围从业，与未经审批从事邮递业务有本质的区别，故而甲公司的上诉行为应认定在期间里完成，具有法律效力。 　　第三种意见是，不能简单地根据速递公司无权从事信件寄递业务就认定该邮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即上诉期间不能扣除在途时间。但是该信封上没有邮戳、速递公司的印章及经办业务员签名盖章，从证据效力的确定来说不能认定甲公司确实于20日投邮，故只能以法院收到上诉状的日期为准，甲公司的上诉行为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明确时效与期间的立法目的 　　诉讼时效与期间的立法目的均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避免社会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从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权利人是否及时主张权利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只要权利人通过一定形式让社会知悉其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即可。借用物权法的公示及公信力理论来解释，主张权利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要求，则让公众至少对方当事人或法官确信你已经适时地将主张权利的意思外现了。 　　在邮寄送达的情况下，由于国营邮政企业垄断经营着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历史地当然地被公众乃至于法官认为具有公信力，故而当事人向国营邮政企业投邮之日就被当然地认定为主张权利之日，邮件的在途时间便予以扣除，这是立法原意。这里蕴含着一种观念就是国营的就是值得信赖的，比私营企业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二、关于速递公司超越许可范围经营的效力 　　我国一些原本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市场逐渐向社会开放，私营性质的开展不同业务的各种速递公司层出不穷。1986年出台的邮政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邮政法律关系的调整要求，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对待特快专递业务上，我国部门规章仍旧坚持专属经营，但实际上特快专递业务已或公开或隐蔽地被市场化、多元化了。 　　我国民商法对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的民事行为的态度已由原来的认定绝对无效向相对有效或说效力待定转变。如本案，速递公司虽违法经营，但不宜认定其为甲公司递交上诉状的行为无效，要求双方返还。笔者认为类似情况可认定递交上诉状的行为有效，从投邮之日确定是否超过上诉期间。 　　三、根据证据规则可确定甲公司递交上诉状已超过期间 　　在本案中，在期间里主张上诉权利是程序法的事实，甲公司向速递公司投邮了上诉件的邮件欲证明此一事实，因此邮件信封所能反映的事实属于证据事实。但根据证据规则无法认定该事实是真实的，理由有二：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如本案甲公司通过邮电局投邮，则该信封的证明效力明显较高;其二，该邮件信封没有邮戳、速递公司印章和经办业务员签字盖章，不能形成优势证据，无法完成举证责任中的“说服责任”，该证据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故而主张该事实的甲公司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甲公司的上诉已超过上诉期间。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