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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公民身份建构略论 　　摘要：塑造现代社会自觉公民，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新闻传媒作为象征性社会情境的主要构筑者，为现代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可在培育公民权利意识、建构公民身份认同、培养公民参与能力中发挥积极效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传播框架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041-005 　　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曾指出，传统人所拥有的性格势必构成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既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1]冲破传统性格的束缚，塑造具备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的现代社会自觉公民，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手段，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所在。对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公民身份，是以公民为基点对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总体概括，是公民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以及公民对这种关系在心理上的体认和生活中的实践。[2]当代身份理论强调，身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是在历史、文化、权力的重述中被建构起来的，将随着时空转移及情境差异而变化。基于此，传媒作为象征性社会情境的主要构筑者，为现代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传播框架。 　　一、传媒与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H·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由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所组成，而三种要素分别表明了公民所包含的三种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从整体上看，中国公民的权利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尤其体现在公民权利内容的增进与丰富上：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在实践中已逐渐通过各种法律程序得到落实，而2004年“人权入宪”则为以后全面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相关的言论、精神等方面的权利提供了基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也开始在制度上得到重视，2007年《物权法》出台首次把私人财产权放在与国家、集体财产权同等保护的地位便是明证。然而，当下中国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层次较低；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与内容尽管有所充实，但大多还处于从制度文本向实践程序的落实与拓展的过程中；公民社会权利的内容和保障尽管大多在制度构建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保障体系仍不完整，且制度文本往往与现实操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4] 　　有学者提出，“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既是对自身公民地位的认同，也是不断丰富权利内容及其保护方式的过程，更是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过程的有益制约。” [4]这就意味着，基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现状，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塑造公民的主体性，既是建构公民身份的需要，又是丰富公民权利内容、推动公民权利体系发展的一条可能的突破路径。具体说来，就是提升公民争取、捍卫自身权利的自觉意识，以获取的公民权利为基础和保障，促使更多的公民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公民权利体系建设的“实践主体”。最终，通过公民广泛的利益表达和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也就是说，既把塑造权利公民作为手段，同时又把更广泛、更制度化地塑造权利公民视为最终目的。譬如，针对当下新闻出版领域的制度构建层次较低的状况，可从塑造权利公民入手，培育公民表达与传播的意识与能力，以公民广泛的利益表达和参与为支点，据此促进相关体制的调整。这种从个体到体制的发展体系，不仅能使公民增强权利意识、获得传播素养和能力，而且还能通过促进制度调整获得相应的制度保障。 　　新闻传媒凭借掌握的话语资源及建构社会观念的功能，有条件也理应成为培育公民权利意识的重要力量。在新闻实践中，新闻传媒要塑造权利公民，变革、调整相应的报道框架是关键。根据媒介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生产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往往根据一种框式或者说选择原则来组织产品和话语。正是这些报道框架“不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5]。基于此，在权利意识不足，以义务本位文化为主的现实语境下，新闻传媒要塑造权利公民，就需在报道中尽量采用“公民权利”框架，即从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去选择议题、框选事实和建构意义，通过大量的报道、故事等为人们定义“公民权利”的内涵、展示“公民权利”的图景、提供“公民权利”实现的途径等，使人们在“公民权利”框架周而复始的运用中，获得关于自我权利的认知并逐渐建构起自己的权利意识。 　　二、传媒与公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达尔格伦认为，“人们作为公民的各种认同，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归属感以及他们所感知到的参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民主生活的最关键因素”，人们只有将自己视为公民，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包含了这一社会范畴可能涉及的各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