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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义净“家法”问题之探讨 　　摘要：在中国佛教律学发展史上，生活于唐初的义净律师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忽略的僧人。时至今日，大陆学界对其律学思想的研究仍显不足，不过在义净的家法、所弘扬之律方面，大陆学者的看法较一致，即皆认为义净独尊并弘持《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然而台湾曹仕邦先生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即认为义净宗奉《四分律》。曹先生的论点和论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义净的家法问题。对于义净宗奉何律问题，可从义净的活动及其著作中找到答案。 　　关键词：义净：家法：商榷 　　中图分类号：B9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36-05 　　一、义净及其律学思想研究概述 　　义净，俗姓张，本字文明，唐代齐州（今山东省济南长青）山茌人，牛于唐贞观九年（635），“髫龀之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义净七岁时在齐州城西四十里许的土窟寺出家，师从善遇法师和慧习禅师；二十一岁时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位僧人。其后五年广学律典，之后又出外游学。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的义净从广州泛海南行，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他在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瞻礼圣迹，各地参学，并详考各地僧团的戒律与制度，最终于武周证圣元年f6951携带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50余万颂归抵洛阳。武则天“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回国后的义净将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用在了译经事业上，成为继玄奘之后又一位被赐封为“三藏”的国家译场译主。他先后跟随武则天和唐中宗在洛阳、长安两地翻译佛典，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依据《宋高僧传》记载，义净译钞经典并撰述共61部，239卷，并评价他“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宋高僧传》对义净译作的统计来源于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然而，义净所译佛经远不止于此，“现存义净所译的佛经，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七部五十卷，是《开元录》没有收录的，智升似乎当时没有见到。”这七部律中有的梵文原本在近代已被发现。如果根据义净同时代的卢璨所撰《义净塔铭》的记载，义净译佛典共有107部，428卷，可见其所译之佛典散佚几达半数。除了翻译佛典，义净还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以及《护命放生轨仪法》等等著作。 　　义净不仅是与法显、玄奘齐名的西行求法僧，也是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齐名的大翻译家。大陆学者对此关注较多，故其以义净为主题的研究亦多集中在属于中外交流史范畴的“西行求法”事迹以及由义净译经所引申的语料、词汇、注文等语言学领域。然而，义净“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是一位精通戒律、主张改革律制的佛教律师。他有自己的律学思想，这记载于其著述之中；另外，他早年就研习律著，其后西行的目的也是求取律法，回国后翻译佛典的重心还是译律，“净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他集中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学者多简称为“有部律”或“根有律”），使得汉传佛教拥有且保存了系统的有部律典。不过，义净的律师身份、其律学思想及其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却长期以来被人忽略。时至今日，当代大陆学者对义净律学思想的研究依旧较少，仅有三位学者即吕潋、王建光、温金玉有所研究。 　　在义净律学思想的研究上，吕潋、王建光、温金玉三位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其研究各有千秋。吕先生的义净律学研究集中在其以下论文中，即原载于1926年《内学》第三辑中的《诸家戒本通论》。初稿写于1953年10月的《律学重光的先决问题》和初稿写于1995年12月的《玄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吕先生主要是从现代律学的建设入手看义净。强调了义净律学中的一些思想对中国律学重光所具有的巨大价值。王先生在中国律宗研究上成果颇丰：2004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了《中国律宗思想研究》，其后又于2008年由南京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律宗通史》，这都推动了中国律宗的研究。在这两本书尤其是《中国律宗通史》中，他对义净及其律学思想作了分析研究。王先生更多的是从中国律宗史出发研究义净律学，认为义净律学由于过于坚持持律印度化，无法摆脱归于沉寂的必然命运。温先生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律宗研究”期间，对义净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对义净律学的看法，分别见于其发表的《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2009）、《戒律的传播与本土化一从唐道宣与义净的弘律说起》（2010）和《戒律的调适与本土化-从义净与弘一的弘律说起》（2011）等三篇文章。温先生着重从戒律的本土化着眼来研究义净律学，强调了义净律学归于沉寂的启示意义，总结出戒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