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docVIP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 　　摘 要：《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关键词：孙复；《春秋》；礼；王权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48-08 　　一、《春秋》、礼、王权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王权与礼典问题总是紧密相联系。统治者通过根据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况而制定或损益礼制、典章规范社会风气，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周公为了维护周天子的王权，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制定了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阶层构成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制度。与此同时，他对流传下来的古代礼仪及习俗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改造，使之成为以维护天子权威和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周公的制礼活动，又直接影响了孔子及其后学的礼治思想。孔子推崇周公，将礼制思想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他在探讨为政之道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荀子继承了孔子重礼的观念，对礼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礼者，政之轨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2]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2]（371）荀子处于战国时代的末期，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即将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的需要。随着短暂的秦王朝的灭亡，汉初统治者开始休养生息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与此同时，儒家礼典在维护巩固王权政治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逐渐为学者和统治者所认识。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3]汉武帝曾经下诏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途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4]可以说，自汉武帝时始，儒家的礼制典章才真正与国家政权和王权政治切实结合在一起，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支撑。 　　关于礼制，儒家有专门的经书。因此，儒者议礼并不一定依赖《春秋》。但是，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无疑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大一统体制下的王权联系最为密切的经典。关于《春秋》与王权的关系，孟子最早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天子之事也。”[5]孟子的说法为后儒所接受和发挥。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3]（198）董仲舒也认为《春秋》为孔子制作，通过对史籍的梳理进行是非评断，以确定包含王公、万民、贤才在内的政治秩序。他在另一处说：“《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3]（135）董仲舒已经开始通过对《春秋》中礼的分析来阐发王权大一统思想。杜预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6]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指出：“（仲尼）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修《春秋》也。”[6]（1705）清儒毛奇龄在其《春秋传》中说：“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7]毛氏并不否认《春秋》中有褒贬，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可见，对礼的重视在历代《春秋》学者中并不乏其人。《春秋》经传中涉及了相当丰富的礼制问题，如祭祀、继承、朝聘、盟会等，范围相当之广。以《春秋》议礼、进而以礼议政成为学者表达自身政治观念的重要途径。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特色。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一特色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孙复（992―1057），字明复，是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春秋》学者之一。他早年曾多次应试不中，后退居泰山，研习《春秋》，著书讲学，学者称其为泰山先生。孙复退居泰山，但并不是隐者。他依然心系国家，关心朝政，其学术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的意味。孙复高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