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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写如何本土化？ 　　[摘要]文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意义深远的课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文学本土化问题经常被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遮蔽。198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本土化研究，是进行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借助地域属性、传统诗性文化等方面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的本土化想象，可以突破长期以来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文学研究的困境，发掘中国城市在文学中呈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当代城市文学研究。 　　[关键词]1980年代；城市；城市文学；本土化 　　长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文学研究比较纠结的问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与创作层面19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无形中被打上了深深的西方印记，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似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囚笼，但是，如果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本土化探索之路初见成效。在已有的成果中，很少有研究者讨论城市书写的本土化问题，这与中国城市在文化征候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相匹配，与文学文本的创作现状也不尽相符。本文从探讨中国文学中城市书写的本土化想象人手，发掘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方向，并为这种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困境：现代性下枯竭的城市想象 　　19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中的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城市文学研究，由于深受现代性理论的桎梏，导致为数不少的研究者在讨论城市文学时不由自主地将研究对象放在西方文艺理论框架中，以致忽视了中国城市文学的独特性。可以说，现代性指导下的中国城市文学及其研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城市文学的本土性，限制了文学对城市的想象。 　　大体而言，存在如下几个趋势或症候。 　　1.时空的脱域：断裂的城市想象 　　在创作者和研究者对城市构造的镜像中，人们将文学中的城市从传统和历史中切断，城市想象呈现出古登斯所言的时空“脱域”状态。这种脱域首先表现在对城市文学历史的阉割。在很多研究者眼中，城市文学是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而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单线的现代性模式割断了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的历史与传统，否定了中国城市文学从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到唐传奇、宋元话本、明代《金瓶梅》、近代的《风月梦》、《海上花列传》再到现代茅盾、张爱玲、新感觉派等的城市文学创作，甚至将当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以及邓友梅、陈建功等人创作的城市文学作品都剔除出城市文学的范畴。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作家描写的城市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笔者认为以现代性为标准判断作家们的作品是否为城市文学，不符合中国城市变迁的面貌，也不符合城市文学创作的实际。这种被阉割的城市文学自然也在历史的纵深处阉割了文学对城市的想象。 　　其次，这种脱域与城市文学中所表现的丰富多样的城市形象不符。诚然，在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如邱华栋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派现代性下的苍白和残酷的城市那样：“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有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膛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张与膨胀。”不过，城市文学更为恒久而真实的景观是，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流动的传统和历史。很难想象，没有那五、索七（邓友梅小说中的人物）的老北京，还有多少滋味可以回味；没有陆文夫和范小青的苏州小巷人家，苏州城的江南城市生活的底色还是否会鲜活恒远；没有王安忆在弄堂日常生活中再现的上海本色，程乃珊倒腾旧上海的FASH-ION，上海的繁华离肤浅还有多远？从文学创作上来说，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彻底地与历史、传统割裂，也没有被现代化围困，相反，它们在没有预设的文学自由选择中，为中国城市的想象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因此，在笔者看来，从时间与空间中脱域而出的城市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在传统和历史中断裂的城市想象最终会沦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 　　2.同质化的城市：枯竭的城市想象 　　现代性下的城市想象是趋于同质化的，这与中国城市在文学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不一致的。中国城市的复杂和多样性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惜的是，目前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创作将本来绚烂多彩的城市描摹成“千城一面”。黄俊业将之总结为一种普遍的重复现象：“作家重复自己或互相重复。当读者翻开不同作家的作品，第一感觉是大多数作品似曾相识，从场景、主题、情节到人物都近于雷同。”也有学者指出“与活生生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城市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 　　究其原因，不得不归结为人们在理解城市文化内涵时观念过于单一，以现代性的特征概括其所有层面，丢弃了城市更丰富的内容。现代性本身的内在逻辑就是理性和普遍性。理性容易偏向于或者沉降为工具理性，人们用它衡量人类行为及其产物，一切笼罩在效率的标准之下，市场经济孕育的物化和异化法趁虚而入。而普遍性就是排斥多样性，用吉登斯的理论来说就是“地点变得令人捉摸不定，因为使地点得以建构起来的结构本身再也不是在地域意义上组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