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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律师职业市场化 　　摘 要：市场化使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得以凸显，商业化运作对于律师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过度商业化对律师职业会产生分化作用。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刑事案件辩护率低、效果差与此有很大关系。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对律师职业市场化弊病的有效矫正。 　　关键词：公设辩护人制度；律师职业；市场化；“市场失灵”；矫正 　　中图分类号： D926.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089-04 　　一、律师职业的市场化 　　所谓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使用。我国律师职业的市场化始于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明确规定了律师事务所的中介组织地位，正式肯定了律师执业活动中的商业性因素。其后，1996年的《律师法》对律师进行了“去行政化”的界定，由“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进一步凸显了律师职业的商业性。 　　与此同时，律师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分支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许多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为追求GDP增长，对法律服务市场进行导向性和扶持性干预。2000年以后，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基本上都设定了具体的追求目标，包括行业产值、从业人数以及代理案件数等。在宁波、杭州等地，政府为法律服务业单独编制了产业调整的规划，[1]并采用具体措施重点扶植一些律师事务所，推动其规模化、巨型化以及专业化；有些地方还采用付费返还、财政直接补贴等方式，对律师个人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进行扶持。比如，同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和浙江省不仅不约而同地设定了争取到2010年建成50个规模强所、100个专业强所的类似目标，而且也都以政府承担部分培训费的方式选送几十到百名不等的律师到美国或者欧盟培训。 　　市场化对律师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律师事务所而言，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以积极姿态应对市场化、商业化转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律师事务所向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单打独斗式的松散管理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及商业化运营模式。对律师个人而言，律师职业的商业性特征得以凸显。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市场失灵”问题及其根由 　　市场化的优势在于，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激发了律师从业的动力，促进了律师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将更多人才吸引到律师行业中，扩充了律师人数，律师人数有了量的积累。根据司法部2012年《执业律师统计表》的数据，至2011年底，全国律师总数已达21.5万人，年业务收入达300多个亿。而且，律师业务也得以扩张，不仅仅限于诉讼工作，已深入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律师工作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促使律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及服务水平。律师以提供法律知识和诉讼技能为谋生手段。“律师的法律服务，形式上是一种个人决策行为。在商品经济中，个人决策的正确性，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有直接关系。如果律师的个人决策能力低下或失误，势必失去当事人的信任，失去竞争能力，最终被市场淘汰。”[2]辩护律师唯有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法律服务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获得更多的案源和更高的报酬。 　　但是市场化也会有其问题：市场的“事后调节”性质和价格信号的“时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过程的波动，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即市场失灵。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状况便是明证。 　　由于将法律服务视作商品，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无一不从关注自身生存的角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的指引下，律师的业务出现了两个不平衡：一是律师数量区域分布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律师总数占全国律师比例较高，中西部各省所占比例偏低。据全国律协统计，到截止到2011年底，北京、广东律师人数分别超2万，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分别超1万以上，而在律师业不发达的地区，西藏律师147人，青海532人，海南1261人。还有部分地区甚至全县都没有一个律师；[3]二是专业不平衡。长期以来，仅有30%的刑事案件有辩护人，有些地区辩护率甚至低至12%。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2011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13717件，比2003年增长40.38%。但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在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中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