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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美对外战略中的思维方式差异探究 　　摘 要：思维方式是文化体系深层结构的“硬核”。处于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精英人物制定的对外政策与对外战略必然会带有本土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印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在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矛盾的解决方式、国际事件的归因与战略目标的选择、对民主的理解、战略的解读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背后映射的是两国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中美思维方式差异的形成与两国截然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国；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方式；哲学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05-05 　　一、引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构成一个文化体系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文化体系区别于另一文化体系的质的规定性”，[1]它决定着人们看待事物时的角度与方式。“该时代社会的、日常的和方法论的等诸方面的普遍的观念和思潮，均具体表现在思维方式中”，[2]因此，造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体系外在显象层面诸多差异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即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最基本差异的根源，应于思维方式的不同。”[3]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思维传统，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精神遗传”最根本的内容。一种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主要通过教育、游戏等多种社会化途径转化为个体的思维方式，而该种文化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则相应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思维方式形成的“母体”与“原型”。作为国家决策者的精英人物也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变化天然地受到该种文化体系的制约、规范和引导，其制定的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带有本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烙印”。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其精英人物的“内化”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能够相应折射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通过比较种种具体可感的形式来寻求其背后的“精神”或文化的深层含义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比较国家的对外战略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与思路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遵循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来制定与实施对外战略。冷战后，中美两国沿着各自不同的思维轨迹展开对外战略，呈现出明显差异性。本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来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本体论的差异，以利于我们从更高的人文层次上把握中美对外战略的轨迹与发展方向。 　　二、中美在冷战后对外战略中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 　　1.在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9·11事件后，美国把袭击本国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现实的、挑战美国的“邪恶”敌人，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2002年小布什政府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朗、伊拉克、朝鲜）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其目的是威胁世界和平”，[4]并放言“要把邪恶从世界上扫除干净”。[5]与此同时，尽管最大的敌人苏联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始终不渝”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潜在敌人并加以防范。此外，美国还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美国宣称：“我们坚信自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4]“我们设法使所有的国家提高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程度，促进它们向民主制度的演变。”[5]进一步加强“民主输出”与“人权外交”的力度。冷战后，中国则继续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下，深入开展无敌国外交与多元化外交。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天下朋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致力于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积极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见，在对外战略中，美国始终将世界视为一个善恶二元对立的世界，一个不断出现敌人与对立面的世界，一个分裂的世界。“世界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自由世界’和专制社会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6]25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直言：“如果没有‘邪恶的国家’，美国人存在的意义何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何在？”[7]另外，美国对外战略深受基督教意识的影响，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怀有一种优越感，肩负着在世界建立民主国家共同体的“神圣使命”。正是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与“分裂”的世界观叠加，促使美国有一种强烈改造世界的冲动。美国“把世界的完整性看做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