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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主义时代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之发展 　　摘要：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转型的挑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的发展。研究发现，尽管新管理主义的价值观已深植于NGO领域，但不同个案机构对其影响的回应不尽相同；组织的社会倡导价值对于市场化价值的妥协在本研究中虽有体现，但如何使商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正日益成为香港NGO实践其倡导价值的新关注点。 　　关键词：NGO 新管理主义 商业化 倡导 香港 　　一、引言 　　目前，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面临转型的挑战。第三部门的转型之路被视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民族国家向国际政策体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Anheier，2009；Salomon and Anheier，1998）。安海尔（Anheier，2009）指出，有关未来NGO角色探讨的主要政策视角有三个：新管理主义（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新托克维尔视角（Neo Tocquevillian perspective）与社会责信原则（social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s）。新管理主义视角下，NGO在公私伙伴关系中的服务提供者角色非常显著。新管理主义暗含着这样一个简单等式，即少一些政府介入等于少一些官僚等级，多一些弹性等于更有效率甚或更有效益。但基于此视角，社会公平问题将得不到保障。相较于新管理主义，新托克维尔视角重在NGO在重现公民社会中的作用。社会责信原则则强调NGO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视NGO为增加透明度、提升问责度及改善公共机构管治的重要工具。秉承新管理主义，可能会以牺牲NGO在公民社会中所发挥之价值维护及倡导功能为代价。这样的警示也得到了包括艾肯伯里与克鲁夫（Eikenberry and Kluver，2004）等在内的学者的共鸣，但这样的观察是否适用于OECD以外的国家仍有待探讨。 　　在公共部门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影响下，香港的第三部门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对于香港NGO的历史演变，已有很多研究关注其活动、形式及发展脉络（HKCSS，2002；Lam and Perry，2000；Wong，2003；Yuen，2003），但较少涉及香港NGO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同时，关于NGO历史发展的现有研究大多是在部门领域的层面（sectoral level）上进行讨论，侧重勾勒整个第三部门的发展概貌，如关于非营利组织体制（nonprofit regime）的研究（Lee，2005）及不同领域中政府与NGO联结关系的研究（Yuen，2007），而基于组织层面（organizational level）对具体组织开展的研究并不多。冼玉仪（Sinn，2003）对东华三院进行的深入个案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在全球新管理主义趋势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推行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已逾十年，检讨这些改革对于NGO的影响将有助于香港社会福利领域制定更好的发展规划。近些年关注政府资助模式改变及政府合约竞标改革的研究陆续兴起（如Leung，2002；Chow，2004；Kwok，2004），这些研究多基于部门层面探讨社会福利领域NGO组织制度环境的改变，从政府面向讨论政策背后所隐含之福利意识形态及其对整个NGO部门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至于NGO部门如何回应政府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落实到组织层面探讨组织应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一直以来，香港NGO组织对政府依赖过重，缺乏创新意识，但这些组织的发展确实已日益呈现出差异（Yuen，2003）。香港中央政策组（the Central Policy Unit，CPU）新近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分析了当前在香港NGO领域及商界兴起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涉及NGO当前的组织转型。为何社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会在香港社会福利领域兴起，又为何只有部分NGO会选择发展社会企业这种新型形态？要解释这些组织间的差异，亟待针对个别组织进行实证研究，以理解发生在NGO领域的质变。 　　本文基于NGO组织层面的研究不同于既有部门领域层面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以组织为分析单位，而非以整个第三部门或其中的不同活动领域（如福利、环境、健康等）为单位，分析组织行为、结构与价值转变。安海尔（Anheier，2009）指出，新管理主义重视NGO在混合福利经济中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更甚于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之倡导功能，这影响了NGO组织的商业化行为，使其组织形式及价值基础发生转变。这一观点在香港情境下的适用性如何？本文将就新管理主义影响下，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正在经历的转变进行探讨，具体包括：受新管理主义影响，社会福利领域NGO商业化（或市场化）的主要趋势为何？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