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禁毒及探析.docVIP

南京国民政府禁毒探析 王金香 从清道光初年开始算起，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间历届政府虽多次严禁，但由阿于种种原因终未肃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仍然不得不面对痛遭国人世人谴责的棘手的鸦片毒品泛滥问题。在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22年中，对于祸国殃民的烟毒品泛滥采取了从驰禁到严禁的政策，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效。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政，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一、初期的过渡：由“寓禁于征”向严禁转变 从1927—1934年这7年中，面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留下的烟毒泛滥和民众的禁烟呼声及自身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将禁止烟毒品的大权归属财政部，实施“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继而又将这种大权归属行政院，向严禁过渡。 （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鸦片泛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割据称雄，拥兵自重。为获取军饷，无不鼓励、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收取鸦片特税。 第一，勒种罂粟，鸦片泛滥 鉴于清末民初禁烟政策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各省军阀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公开号召种植罂粟，但为了获取鸦片特税，却鼓励和强迫农民大肆种植。贵州军阀“始则弛禁，继则提倡，公开鼓励种吸贩烟” 。周西城时期，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的谬论，要求每个议员负责三四个县。鸦片收获后，即以鸦片代替现钱，支发“一部分军饷”。 这个时期，不少军阀更是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在四川，军阀规定重庆县的84个村子必须种植10万亩罂粟，种植区由“军警负责保护”（。凡未按规定种植者，则科以“懒捐”或交纳成倍的田赋。在福建和湖南不按命令种植鸦片者，往往“被枪杀”，“处以死刑”或村庄“被焚毁”（。 由于滥种罂粟，到20年代后期“已造成中国鸦片对香港、马来联邦、海峡殖民地、安南及缅甸大量的非法输出”（。 第二，烟馆遍地，吸食成风 鸦片泛滥致使土行林立，烟馆遍地，吸食成风。湖北汉口为川滇烟土运往内地的枢纽，1929年有济康隆等25家烟土公司公开挂牌营业。在安徽，芜湖一地即有10家大烟土公司，亳县城内有十几家，均系钱店兼营。烟馆更是数不胜数，四川平均每县有烟馆300余家，全省共5万余家。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烟馆800家，吸食者6万余人。广东汕头、福建厦门、湖南长沙等每地都有数百家。由于产鸦片过多，价格下降，吸食极多，云南全省60％的人吸食鸦片。 值得一提的是，二三十年代，吸食鸦片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西南各省，民间已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生活中的“唯一要件”，“交际则恃此为应酬，疾病则视此为药饵，家居则借此为消遣，旅行则视此为良朋”（。在云南，人们将鸦片作为招待宾客的必备品，犹如今天的抽烟喝茶。一些边远地区，连嫁姑娘都要陪送一套精致的烟具，士兵出征则随身携带烟具，与枪支同样重要，时刻不离。时人惊呼：“现在无论城市乡村，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鸦片的踪迹！不分贫富男女老幼，大多数都染着鸦片的癖毒了！” 第三，外国鸦片毒品大肆进口 旅居中国的外国不法分子乘机贩运制造毒品。1926年，江海关破获印度烟土4000多万两，波斯红土不下1800万两，外国海洛因等毒品在100万两以上。1927年6月至1928年12月，全国各海关查获外国人私运吗啡12390两，鸦片560两，海洛因26269两，高根603两，印度麻精467两，另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名目的毒品。 面对烟毒品的泛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间禁毒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就发表宣言，提出严禁外国毒品入口，严禁国内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八条建议。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巩固政权。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就选择了一箭双雕的禁烟政策—“寓禁于征”。 （二）“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 “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前期由财政部出面，主要颁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等十大章程。十大章程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进行禁烟，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寓禁于征”。其主要特点是对收税和罚款规定较为严格详尽。 首先，由财政部设禁烟处管理全国禁烟，从1928年起三年禁绝鸦片。贩卖鸦片抽以重税，第一年70％，第二年100％，第三年200％；不领戒烟执照私自吸食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元以下罚金，再犯者加重本刑1／3。各项具体规定，无论是戒烟执照、特许证或贴印花税票，其目的只有一个—向烟毒犯收税。 其次，为了保证鸦片特税，各项具体章程实际是在公开纵毒。如《各省检查烟苗局章程》规定，各种烟业户必须如实向检查烟苗局申报，如申报不实，一经查出，除补报外，并处以应交费额10倍以上100倍以下之罚金。农民经“特许”便可栽种罂粟；《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规定，严禁私运。戒烟药料满100两以上者纳税后即可请专运所代运，但不满1000两均按1000两征收特税。这一规定实际是在鼓励烟贩从事大宗的鸦片贩运，如果一二百两均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