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效应——文化差异的脑研究.docVIP

变色龙效应 [科技] 【09. 06 大脑和精神】 感知与思考的过程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相同，研究者们不久前发现了很多由文化所决定的差异，神经精神病学家乔治.诺德霍夫如是说道。我们的思维感官究竟如何影响着社会组织，一直都是神经科学中最吸引人的谜。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什么将他们区分开来？──在大脑中寻找痕迹。 人，是一种文化生物。在历史中，他发展出不同的集体、语言、风俗习惯，信条，思想流派和艺术形式。我们将这些共同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价值或行为方式的总体──与自然赋予我们的、生物上的设置相区隔──称之为文化（cultere, 来源于拉丁语 colere = 扩建，教育，护理）。 尽管表现形式显然非常多样──语言学家们推测仅世界上存在的语言就超过6000种──但我们却很少感知到这种文化对于我们感觉、思维和行动的深刻影响。我们觉得自己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个体。但是我们各自生活的集体，她的价值和习俗，像一张看不见的滤纸，透过它，我们观察着这个世界。但我们几乎很少觉察出，它是如何影响着我们对她的印象。 即使是那些想要把精神现象归结为大脑活动的神经科学家们，很长时间以来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一般认为，不同人的思维感官或多或少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在工作。人们估计可能心里障碍或脑损伤者偏离了正常情况。而社会环境或者和某一特定文化的所属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坚硬的”神经生物学的事实。 然而正如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的那样，这个假设显然是错误的。来自于西方和远东受试者间的比较结果表明，从感知 、思维直至自我意识，都鲜有像（作为各种精神现象──译者注）基础的神经元过程那样普遍适用。现在的问题只是，各种文化背景究竟在何处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和我的中国同事、北京大学的韩世辉（音译）一起，我在不久前为专业杂志 《自然评论》整理了目前的研究情况。 “文化”这个概念，至少有2层含义：所谓的“社会文化”包括外部可见的角色、行为方式和一个社会的机构制度，比如像着装风格、用餐习惯，政治或社会惯例等等。与此相对， 我们将相同集体中所有人共有的思想、知识组成，观念和价值称为主体或主观的文化。新学科“跨文化的脑研究”正是照亮了这第二个角度。 想要将各个文化空间清楚的界定，当然是不可能的。西方工业国的居民、欧洲人和北美人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同理这也适用于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如果区分的准则足够精细，总是可以定义出更新更小的“亚文化”。然而在实验研究中都采纳将西方文化大致从远东文化圈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呈现出非常清楚的差异，因而看起来是完全有根据的。 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从多年前开始比较东亚和美国人精神上的偏好。东亚人和美国人在一些根本的现象方面就已经相互区别，比如对特定刺激的注意力、逻辑类别的构成，或在判断和作决定时偏好的策略。在一个要求对不同动物、植物和物品进行有意义分类的实验中，尼斯贝特注意到，亚洲的被试者比如说更多的将猩猩和香蕉，将牛和草归在一起，相反西方人更倾向于把猩猩和牛与另外的动物归在一起，比如一只熊猫。研究者得出结论，亚洲人更多的思考（事物的）相互关系（猩猩吃香蕉，牛吃草），而相反美国人思考的是以某种标准为基础的分类（猩猩、牛和熊猫都是哺乳动物）。 另外一个例子，照片上是一只在不引人注意的背景前，比如橱柜前，拍摄的咖啡杯。被试者被要求在短暂的看过一张这样的照片后，说出所记住的所有细节，结果显示，欧洲或美国人记住的首先是这个物体本身，其他部分则被他们忽略，在随后展示的相近但图片中橱柜位置或颜色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察觉不到这个改变。相反亚洲人很容易记起这幅画的整体，即这里的橱柜，并且能说出图片中发生的改变。 部分和整体 尼斯贝特和他的日裔同事，埃德蒙顿市（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的益田孝彦（音译）在此结果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二分法：在西方占主导的是聚焦于单独而醒目的特征以及聚焦于固定标准的分析式的思考风格；相反亚洲人则以一种整体性的、全盘性的思维风格为特征，在此，感知时的上下文关系以及人和事物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到底是哪些文化上的特异性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按照尼斯贝特的话来说，这是东方社会紧密的社会粘着性的结果──与定位于自治和个人主义的西方不同──这是受到传统上严格等级制度和社会比较所影响的。对例如中国人或日本人来说，集体是超越与每个个体的，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始终顾及到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关系。“我们相信，在社会结构和实践以及注意力、感知和认知之间产生一个因果关系” 尼斯贝特和益田在一篇概述文章中如是写到。 益田孝彦2006年在他的情绪面容识别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对该论点的证据。研究者们展示给加拿大和日本的被试者有关孩子的滑稽图片，每张图片上分别有一个孩子作为主体，其他四个孩子位于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