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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 第一节 网络传播与舆论 一、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 1.民意代表的有限性 2.意见表达的情绪性 3.舆论形成的易控性 二、网络舆论的主要作用 1.意愿声张 2.意见整合 3.行为导向 4.社会监督 5.情绪宣泄 三、网络舆论的产生及发展规律 （一）网络舆论的形成 （二）网络舆论与外界的互动 四、网络舆论隐含的问题及其原因 从现实案例看，网络舆论对于中国社会近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促进信息公开、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以及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案例分析 2011年01月1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四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 ”，对2010年第四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 “政府响应”，即地方政府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响应和表达情况，包含响应速度、应对态度、响应层级（是否有党政主要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和警方发声）； “信息透明度”，即政府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 “政府公信力”，即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发酵前后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形象的综合影响； “动态反应”，即政府随着舆情的发酵，矛盾的激化或转移，迅速调整立场、更换手法； “官员问责”，即对舆论关注的不作为或无良官员做出处理； “网络技巧”，即很好地运用网络等新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意见沟通，熟悉网络宣传和引导技巧。 蓝色区域：应对总体较为得体；黄色区域：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橙色区域：应对存在明显问题；　　红色区域：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上海胶州路大火 ?2010年11月15日14时，上海静安区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截至11月19日10时20分，大火已导致58人遇难，另有70余人接受治疗。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成立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四名犯罪嫌疑人和责任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都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并有多名相关官员被问责。11月21日，上海市主要领导人与约10万群众一起在事发地献花，悼念遇难者。 上海大火舆情危机前期和中期应对有误，宣传引导出现迟误和偏差；事故处置步骤出现颠倒，激化了网络对立情绪；行政问责步骤迟缓，导致了政府被动局面的产生。但以“头七”献花为转折点，上海方面在后期应对中把握住多次时机，直面民众情绪，主动承担责任，逐渐扭转了舆情下滑走势，并修复了政府公信力。 2010年11月15日18时许，上海胶州路大火在4个小时后才得以控制，“城市消防能力”和事故原因受到追问。随后舆情危机浮现，“聚氨脂”“消防部门”“上海佳艺”“官商勾结”和“静安区长夫人”等成为热词。事故发生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率领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各项工作。 火灾初灭之时，官方发布的消息主要以公布受灾程度、善后安置为主，并公布俞正声赴现场看望消息以及“实事求是及时报道灾情”的承诺，初步缓解了对灾难信息透明的担忧。 11月16日午时，上海官方向媒体公布调查组初步查明11.15火灾是一起责任事故，消防部门初步回应外界对灭火能力的质疑。上海市有关部门对8名事故直接责任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刑拘电焊工”一事引发舆情逆向反弹。有网民开始在微博、论坛等自媒体渠道质疑此举是寻找替罪羊，表达对农民工的同情，要求官方提供更加深入的调查。静安区方面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面临的舆情压力也持续升高，政府方面无人道歉、无人问责，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 11月17日，事故前期报道也出现了失误。以新华社长篇通讯《大火中的人性光辉》和对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少将的专访最为突出，“处置及时、有力……是一场成功的典范战例”的表述引起了舆论的声讨。究其原因，舆论引导痕迹太明显，激化了对立情绪，可谓得不偿失。18日晚间，由新华社及本地媒体等组织大量播发的“守望相助”类主旋律导向报道，捐款、看望类描述，以及遇难名单公布，才扭转了基层民众情绪，促使恐惧、愤怒转化为对遇难者的同情怜惜。 11月17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骆琳宣布“11.15”火灾系“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其中“工程违法分包”被网民和市场化媒体放大化。这次责任认定成为事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处置与媒体报道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口径。此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均加大报道，引用国务院调查组结论，重点在“除隐患，保安全”上，初步缓解了网民情绪。 11月18日起到“头七”当天，十万多民众不断自发赶到事发现场祭奠和献花。市领导在“头七”亲往胶州路献花致哀，政府领导人体察和顺应民意，第一次走进献花和悼念的人群，为火灾遇难者献花，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