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docVIP

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 　　摘 要：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关键词：人口红利；稳增长；城镇化速度 　　中图分类号：F2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 言 　　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是造就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近年来，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经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用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已经开始进入衰减期。虽然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术界仍存在争论[1]，但以“招工难”为代表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和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实质性的冲击。王伟同[2]研究表明，在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会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带来每年1.50—2.00个百分点的增长阻力。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对待人口红利衰减的问题上，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中国人口的城乡流动，造成了城市“用工荒”问题的出现。陈钊和陆铭[3]认为，现有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市基本的公共服务，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盛来运[4]也认为，中国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更多的是一种人口流动而非人口迁移，导致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不稳定。毛新雅和彭希哲[5]认为促进农业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转变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获取更多人口红利的重要引擎。刘晓峰等[6]的研究还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合理水平低10个百分点，且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说明中国城镇化进程确实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不能简单地将近年来的工资上升现象视作“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7]。由此可见，强调推动城镇化进程来破解中国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 　　事实上，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李克强总理就高度重视发展城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把发展城镇化作为未来扩大中国内需的最大潜在动力。但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应该是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在此，我们不妨将人口红利衰减趋势下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一个标准，来合理判断最优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这不仅可以有效破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同时也为合理设计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判断依据。 　　二、城镇化进程破解人口红利衰减影响的内在逻辑 　　“人口红利”概念来源于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1984年提出的“黄金年龄结构”概念，并由Bloom与Williamson于1998年正式提出并使用，特指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总抚养比低为特征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人口红利的存在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Bloom和Williamson[8]研究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中有1/3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从中国实践看，蔡昉[9]的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20年间经济增长的1/4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红利的衰减也造成了各国经济增速的下滑[10]。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会逐渐显现，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 　　但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不仅来自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更加来自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禁锢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农业剩余人口大量涌入城镇，为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得益于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两个因素的叠加。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存在相互替代与弥补的可能与潜力，即可以通过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来破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困境。 　　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看，由于上述两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不同，中国确实具备利用城镇化来破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可能。据联合国研究报告测算，从“2010年开